为此我们要把目光转向2019年柏林国际电影节

让人略感伤感的是，今年的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是迪特·考斯里克（Dieter Kosslick）主持的最后一届电影节了。自2001年起，这位风趣健谈、充满魅力的施瓦本人就一直领导着这个最重要的德国电影盛会。2019年5月，考斯里克的时代就将完全结束，而这些年来，他把柏林国际电影节打造成世界上最知名的公共盛典。之后，柏林国际电影节将首次在两位领导者共同引领下继续前进：意大利人卡尔罗·卡特瑞恩（Carlo Chatrian）将担任艺术总监——此前，他负责洛迦诺（Locarno）电影节，而来自荷兰的玛丽埃特·里森贝克（Mariette Rissenbeek）将履行商业总监的职责。

期待：这场竞赛将带来什么

早在去年，人们就已经开始热烈地讨论，即将到来的换帅将会带来哪些新的策展风格和组织管理方式。对于目前电影节的主要批评集中在：这当中划分了太多的单元、而每个单元又缺乏鲜明的特色；竞赛质量的下降。同时，正是由于流媒体服务在这些年的发展，使得影视业的竞争日益激烈，从而也促使电影节转换视角。美国流媒体巨头网飞（Netflix）作为共同出资方，参与制作、发行了伊莎贝尔·科赛特（Isabel Coixet）的参赛作品《伊莉莎与玛瑟拉》（Elisa y Marcela ），而这一事实已经率先反映了流媒体为电影节带来的新的刺激。

卡尔罗·卡特瑞恩会为柏林国际电影节带来新的光芒吗？到目前为止，这位内敛的意大利人对于他的2020年电影节计划只字不提。那么，现在仍然是考斯里克的集会：2019年2月，将有17部入围影片参加对金熊奖和银熊奖的角逐。这场竞赛将类型电影、严肃影片和充满尝试意味的叙事电影融合起来，从而深度探索隐私、自主权、家庭和社会的边界。

赢家：昔日金光闪耀的地方

今年，来自好莱坞红地毯上的美国本土作品并不多，只有零星的美国电影偶尔闪烁着光芒。不过，许多核心导演应邀参加了本年度的电影节，这其中有一些曾经是柏林金熊奖的得主。张艺谋在1981年凭借《红高粱》成为第一位问鼎柏林国际电影节的中国导演，并且因此在他的家乡引来了热议。他最新制作的影片《一秒钟》讲述了一位电影迷与一位流浪女子之间的遭遇。

《图雅的婚事》使得王全安在2007年成为柏林国际电影节上的胜利者，今年他的新片——《恐龙蛋》再次入围此次电影节的竞赛单元，这部影片同样以内蒙古人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王小帅的《地久天长》是角逐金熊奖的第三部中国影片。

入围主竞赛单元的一部德国参赛作品也出自于一位前金熊奖得主——法提赫·阿金（Fatih Akin），15年前，他的《勇往直前》（ Gegen die Wand）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一次，他带来的《金手套》（Der goldene Handschuh ）是一部较为阴郁的恐怖惊悚片，主人公是汉堡职业连环杀手弗里茨·洪卡（Fritz Honka）。

家庭：究竟为什么重要？

对于每个个体和整个社会而言，家庭意味着什么？这场竞赛以不同方式阐释着这个问题。在安格拉·夏娜莱克（Angela Schanelec）执导的德语影片《我当时在家，但……》（Ich war zu Hause, aber ）中，一位13岁的少年从其父母家出走，长达一个星期渺无踪迹。土耳其导演埃敏·阿尔柏（Emin Alper）的《三姐妹的故事》（Kız Kardeşler ）则讲述了因为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来自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的姐妹三人被寄养到不同人家的故事。

作为此次电影节开幕影片的丹麦电影《陌生人的善意》（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由罗勒·莎菲（Lone Scherfig）执导，影片展现了一些生活在纽约的流浪汉，在某种类似替代家庭的地方找到了家一般的温暖、安全。

而在克劳迪欧·吉瓦内斯（Claudio Giovannesi）制作的《少年黑手党》（La paranza dei bambini ）中，那些那不勒斯（Neapolitan ）青少年用他们的帮派替代家庭。根据罗贝托·萨维亚诺（Roberto Saviano）的一部畅销书改编的电影也是以一群十几岁的青少年为主人公，他们在执行其老板分派的任务的过程中，害怕和恐惧感不断蔓延。

在刻画黑手党的纪实小说《蛾摩拉》（Gomorrha ）出版之后，萨维亚诺就一直生活在警察的庇护下，不过，这次他也将做客柏林国际电影节——当然，是在极其严格的安保措施之下。

反抗：反性侵运动#METOO之所以一直经久不衰的原因

在电影世界，处于创造活动关键位置上的往往是男性，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历史中。在过去的68届电影节中，女性只获得了六次金熊奖，最近一次的获奖者是执导《禁身接触》（Touch Me Not）的罗马尼亚女导演阿狄娜·潘提琳（Adina Pintilie）。而参加今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女性导演的作品同样不及总影片的三分之一。不过，经过电影节评审委员会挑选而入围竞赛单元影片的数量，却大大改善了这项有关性别的统计数据：一共有17部影片入选主竞赛单元，这其中有七部出自女性导演之手。而且德国参赛作品诺拉·芬沙伊德（Nora Fingscheidt）的首次登台之作《系统破坏者》（Systemsprenger），凭借德国电视二台（ZDF）的导演资助项目，可能会使女性在故事片领域获得与男性势均力敌的地位；这部影片以一位无法适应周遭环境的儿童为主角。这很不错，继续前进吧。

前景：每届电影节展示了哪些预兆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我们回过头看上一年度的柏林国际电影节时会发现，此次电影节是对平等要求的纲领性的回应。在以“自主性：女性电影制作人的视角”（Selbstbestimmt. Perspektiven von Filmemacherinnen）为主题的单元中，人们回顾了自1968年到1999年德国女性导演的作品。无论是尤塔·布吕克纳（Jutta Brückner），还是乌拉·斯托克尔（Ula Stöckl），在多部题材迥异的作品中，她们同样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和各有特色的电影语言。而且2018年的庆典活动和终身成就金熊奖——获得这一殊荣的是优秀非凡、被广为崇拜的女演员夏洛特·兰普林（Charlotte Rampling）——都是献给女性的。

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将以罗勒·莎菲执导的影片拉开庆典的序幕，而且担任陪审团主席的著名女演员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将与其他颁奖嘉宾共同颁发金熊奖和银熊奖。当然，一次庆典活动绝不足以令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完全消失。但是，它可以展示这样的征兆。考斯里克的最后一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就在这样做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