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奉俊昊|©️Photo: Robert Maxwel

奉俊昊和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在剪辑美国版《雪国列车》(Snowpiercer)的对峙具有所有可能让导演饮弹自尽的情节。极富戏剧性。韩国导演和强势美国人的对决。事关大众消费时代艺术完整性的哲学问题。绞刑架幽默(Gallows humor)。

《雪国列车》是一部独特的混合物。它看上去是一部带有革命性主题的华丽的好莱坞动作大片,描绘了由美国队长克里斯·埃文斯(Chris Evans)领导的科幻反乌托邦的阶级叛乱。尽管《雪国列车》引起了轰动,但在美国却陷入困境。温斯坦影业于2012年购得了北美发行权,但并没有直接宣布放映日期,而是要求对公映版本重新进行删改。哈维要求删去电影里大概25分钟片段,并且要求增加更多动作镜头,“更多的克里斯·埃文斯”。

“那是一次命中注定的相遇,”奉俊昊在洛杉矶的一次早餐会上告诉我,“在那之前我只发行过我自己‘导演剪辑版’的电影。我从未做过自己不愿意做的剪辑。”但是,他说,“温斯坦的绰号是‘哈维剪刀手’,而且他对自己剪辑的电影非常满意。而我为自己的剪辑感到自豪”。六英尺高、虎背熊腰的奉俊昊本人一出场就引人注目。他是一个妙语连珠充满魅力的叙事者,另外,他用一头野性威仪的头发通过手势强调了温斯坦的印象。

奉俊昊还记得在翠贝卡的那次注定无法逃离的相遇,当时他和温斯坦一起看《雪国列车》,温斯坦指着那些他希望剪掉的镜头,“哇,你真是一个天才,”他当时说,“让我们剪掉这段对话吧。”

奉俊昊当时有点不知所措:剪掉25分钟简直就像取走了他的一个主要器官。没有这些对话,电影就不再连贯,角色的动机也显得毫无来由。那天,他设法挽救了一个场景。那是一个火车警卫在起义军面前取出鱼的内脏以示威胁。奉和他的摄影师都很喜欢这个场景,“哈维讨厌这个场景。‘为什么是鱼?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奉清楚地记得。“那一刻我很头疼,我该怎么办?突然,我说,‘哈维,这个镜头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哦,奉?那是什么?”奉俊昊模仿哈维的口气说。

“这和我个人有关,”奉俊昊回复说,“我的父亲是一位渔民,我要把这个镜头献给我的父亲。”温斯坦立即说:“你应该早点说,奉!家庭非常重要。你可以保留这个镜头。”

“我说,‘太感谢了。’”奉大笑着说,“那只是一个该死的谎言。我父亲根本就不是渔民。”

尽管如此,分歧依旧持续了数月。温斯坦将他剪辑的版本在新泽西帕拉莫斯(Paramus)巨大的电影院邀请了250名观众举行试映。这让奉俊昊想起了凯文·史密斯(Kevin Smith)的《耍酷一族》(Mallrats,1995)。

奉俊昊想观众的反应肯定会证明他是正确的。确实如此,因为这些缺失的对话,观众们感到失望给出了很低的评价。“在里面,我很高兴分数这么差。”他说,“但是温斯坦走出来说,‘奉!是啊,分数很差,让我们剪掉更多一些。’”。

“整出事情就像是一部黑色喜剧,”他继续说,“如果这是其他人的电影而你刚好在制作这个事情的纪录片,这肯定会很有趣。不幸的是,那是我的电影。”

如果最终让哈维得逞公映他的最终剪辑版本,奉俊昊说他不会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电影里。最终导演赢了。发行合同允许他可以将原版在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市(Pasadena)做另一场试映,反馈的分数高了很多。同时,关于两人的冲突也开始见诸于媒体,影迷和电影明星,包括约翰·赫特(John Hurt)和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都希望能看到导演本人的版本。哈维最终妥协了,他将电影踢给了公司的一个独立部门Radius,但是不再做大规模的全国放映了,只是放映了有限的几场。“也许对哈维来说,这是对电影人的某种惩罚,因为没有满足他想做的,”奉说,“但是对我来说,我们所有人都很开心。哦耶!导演剪辑版!”

对于熟悉奉俊昊作品的观众来说,关于冲突的母题并不陌生。他的电影经常聚焦于和威权势力做抗争的弱者一方。一个处于冷战状态的韩国家庭突然发现自己需要和因美国人的渎职而诞生的巨型河怪作战:一个美国士兵命令韩国手下将几百瓶甲醛直接倒入下水道(真实事件发生于2000年的首尔),从而制造了令全城恐慌的怪兽(这部分在现实中没有发生)。这部电影显然也是对全球超级大国的隐喻——它时常欺负并吞噬像韩国这样的小国。

在《玉子》里,奉俊昊继续《雪国列车》里社会批判的主题。这次的主角是一位来自韩国农村的年轻女孩,她试图将自己的宠物超级猪从一家跨国公司的黑手中拯救出来。他在一次无意中将温斯坦经历的磨难讲成笑话时,将帕拉莫斯设置为自己最终的屠宰场。他觉得自己就像电影中的这头名猪俄克拉(OKJA),从韩国到了纽约再被一路拖到了帕拉莫斯为了切成薄片和肉块进行大众消费。还好按照故事该有的结局,这头猪和电影都幸免于难。

《雪国列车》拍摄现场

奉和我一起坐车开往他在比佛利山庄的酒店。他正带着新片《寄生虫》处于北美电影节季节的一路巡展中,刚于一天前结束特柳赖德(Telluride)行程,又要在几天后出席多伦多电影节。今天晚上他有一场“品位点映”。“每个国家都一样,不管是韩国,还是日本。”他用韩语说,“你知道的,需要为电影人做提前点映。”

那是自然,我们在他前往奥斯卡嘉年华的路上围着他跳舞,看上去这场狂欢盛宴正在不远处朝他抛着含蓄的媚眼。我问他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尽管韩国电影在过去的20年里发展巨大但从来没有获得甚至提名过奥斯卡。“这有点奇怪,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耸耸肩说,“奥斯卡并不是一个国际性的电影节。他们非常本土化。”

尽管如此,不相信奉俊昊能够创造(地区性)历史有点难。在后《罗马》时代,《寄生虫》可能不仅仅只是获得最佳外语片,也有可能赢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提名。奉俊昊已经有了非常辉煌的一年:在今年春天的戛纳电影节上,在陪审团的一致意见中,他成为第一个赢得金棕榈的韩国导演。韩国媒体也对他载誉而归欢欣雀跃。“一般来说,人们并不关心电影节,但是我想他们看起来很在意第一这个说法,”他说。他和《寄生虫》男主角宋康昊在仁川机场收到的热烈欢迎,让人误以为是是在欢迎防弹少年团。“有一种奥运会金牌得主的感觉。”当时在机场非常尴尬,超级尴尬。

自《汉江怪物》以来,奉俊昊就已经成为韩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了,那部影片一跃成为当时韩国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电影。《雪国列车》的制作拓宽了他的视野,让他能够更以全球化的思维思考。接着是《玉子》,这是奉俊昊迄今为止投资最大的电影,耗资5700万美金,之所以和Netflix合作也是因为他们给了他完全的创作控制权。经过温斯坦的合作之后,他想确定每一份合同都规定由他做最后审核。Netflix没有就充分放权表示出丝毫犹豫。“其他电影制片厂会问,‘你真的要拍摄一个小孩子走进屠宰场啊?’奉俊昊说,“只有Netflix百分百保证由我来确认所有的事情:最终剪辑和评级。”

《寄生虫》拍摄现场|©️Photo: Courtesy of the studio

《寄生虫》的制片规模较小,但更像是电影大师的作品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依旧保持了许多鲜明的个人烙印——壮观的视觉效果,诡异的恐惧感,黑色荒谬的幽默——同时将之压缩成两小时长的惊悚片。一开始,这是一部看似描写阶级差异的黑色喜剧片,非常适合欺骗观众。观众首先看到的是住在半地下室公寓里的金姓一家人,那里唯一的阳光是从天花板附近的狭窄窗户里漏进来。当长子齐宇(崔佑植扮演)被聘为富足的朴家大女儿的英语私教后,他们抓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齐宇将自己取名为“Kevin”,然后帮助家人逐渐渗入这座豪宅里。每个人都假装互不相识:姐姐成为最小儿子的“艺术治疗师”,爸爸成为了司机,母亲被聘为管家。《寄生虫》的故事就此魔术般抽丝剥茧得展开,娱乐和恐惧交相出现,就像蜜里藏刀。

“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叙事者,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如何从中取乐,”曾经和奉俊昊在《玉子》中合作过的演员 Steven Yeun如是说,“他稍稍将它转变为特艺七彩( Technicolor )。”他的电影扎根于动作或恐怖等传统类型,最终粉碎了现实主义。《杀人回忆》( Memories of Murder )是一部尖锐批判警察无能的黑色喜剧片,《汉江怪物》是对被比喻成怪物的狂妄自大的美国的控诉,《玉子》则是农业大工业化来临时龙猫式的逃生故事。在《寄生虫》里,骗局最终揭露了一个隐藏的残酷现实:财富时建立在贫穷之上的,而两者之间的纠缠也永无止境。穷人们追求财富,而为了让某些人有钱,就必须有人成为穷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奉俊昊的作品反映了他对气候危机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的担忧。“我的电影通常包括三部分:恐惧,焦虑和幽默感。”他说,类似于韩语中的“哈哈”(HAHA)。“幽默感也源自于焦虑。”他补充说。“至少在我们笑的时候,有一种克服恐惧的感觉。”按照他的说法,我们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反乌托邦,所有的悲喜剧都源于这个事实。

《寄生虫》尤其让我们触动神经,不断得让我们感到身处社会奔溃的边缘。“《寄生虫》中真正可怕和令人恐惧之处不仅在于当前的局势如何糟糕,而是未来只会变得更糟,”他说。“这是我生活中的恐惧。我现在50岁了,也许会在30年后死去。我的儿子现在23岁,当我去世时他已人至中年,那是会变得更好一些吗?我不知道,我对此不报什么希望。但是我们依旧需要快乐得生活。我们总不能哭着过每一天吧。”(他对这一切有着出人意外的乐观。)

也许正是因为《寄生虫》是一部如此独到的韩国电影,才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现代韩国历史的磨难和危机——日本殖民主义,朝鲜战争,军事独裁统治——让像李沧东,朴赞郁和奉俊昊这一代韩国导演充满了惊人的紧迫感。基于自身对近代专制主义和贫困的斗争,韩国电影看起来更具有先见之明。相比之下,韩国当代社会需要赶上韩国电影的地方尚多。

“《玉子》,《雪国列车》和《寄生虫》都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故事。”奉俊昊说。“在它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学术语之前,资本主义就是我们的生活。”

《寄生虫》拍摄现场|©️Photo: Courtesy of the studio

奉俊昊出生于1969年,是大邱市( Daegu )东南部一家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当时韩国正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他家就在美军事基地附近,他的部分早年记忆就是看着美军士兵乘坐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从头顶飞过,孩子们就用他们所知的英语朝着他们大叫:“汤姆!詹姆士!你好啊!给我们一些口香糖!”

“孩子们会喊出所知的任何名字,而美国士兵会向他们挥手。”他说,“我并不是要援引朝鲜战争中哭泣孩子的形象,但这些孩子确实存在。这个国家当时非常贫穷。”奉俊昊的父亲是一位平面以及工业设计师和教授,他的母亲是家庭主妇。他的外祖父在日本殖民期间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但奉俊昊从没有见过他。朝鲜战争中一家人就被迫分开了,他的外祖父在三八线的另一边北朝鲜的平壤度过了余生。他母亲的姐姐还住在那边。姐妹已经56年没有再见面了,直到2006年一次分离家庭团聚的电视活动中他们才重新相见。“56年,”他说,“这太他妈疯狂了!(完全他妈的疯了)”

他凝视着车窗外,回忆起十多年前在洛杉矶参加《汉江怪物》新闻发布会的首次访问。“当时,我觉得这座城市看起来很陌生。”他似梦呓般得说到。它是如此平坦和广阔,不像首尔那样垂直密集般的城市。“一切都非常——分散,”他用英语说到。

和非母语人士经常做的一样,他的讲话有着异常的精准。“我无法想象城市的边界是什么。我总是想要知道边界——这是我个人的问题。”

“至少在我们笑的时候,有一种克服恐惧的感觉。”

1988年,奉俊昊在首尔新村地区的延世大学( Yonsei University )学习社会学,当时正是政治动荡时期。“大学里每周都有一次游行示威,”他说。就在一年前,韩国人在为民主而战的持续抗争中迎来了一个临界点。警察将一个学生折磨致死的新闻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最终迎来了民主选举。大学校园是当时的战场,学生们在这里为扩大民主权利、支持工会和朝鲜统一举行了抗议活动。在奉俊昊于1995年大学毕业的时候,韩国正经历着第一次民主化的阵痛。

“我们讨厌上课,”他回忆说。“每天都是一样:白天抗议,晚上喝酒。除了少数人之外,我们当时不太信任教授。于是我们自己组织了涵盖政治,美学和历史的学习小组。我们一直喝酒到深夜,交谈和辩论。”他补充说,“我不是那种喜欢被困在一个小组里的人,因此即使在游行的时候,我也会离开去看电影。活动负责人可能认为我是个破坏分子。”

《汉江怪物》里警方发射的“特工黄”

示威期间,示威者投掷石块,防暴警察们用石头和发射催泪瓦斯罐反击。奉俊昊和他们这一代人用涂料稀释剂和水的混合物制造了“人道主义”的燃烧弹(莫洛托夫鸡尾酒)——他们具有视觉冲击性,但危险性不如汽油弹。“另一边也是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他们应征入伍被派往这里。我们实际上并不像伤害他们。”他说。

“不过,双方还是非常暴力。那是一段非常危险的时期。” 奉俊昊头两年的大学生活几乎每天都笼罩在催泪瓦斯里。“那是一种非常令人难受的气味。它无法形容:恶心,刺痛,炽热。”他说,“很奇怪,有时候我还能在梦里闻见它。通常梦里都是图像,但有时我会感觉我闻到了这种气味。这真的很可怕,但我想它就是如此。”

在《汉江怪物》里,有一台机器射出类似于催泪弹的被称为“特工黄”(Agent Yellow)的物质用来驱散抗议者。主角们用砖瓦和燃烧弹反击的镜头很显然是取材于导演当时激进主义者身份的早年经历。但是尽管他的电影常常有激进的冲动,但却不是说教式的。“宋康昊在《汉江怪物》里的角色和美国没有直接关系,”他解释说,“他只是一个在汉江边经营售货亭的憨笨的家伙。”他的角色们通常对政治都不感兴趣,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得卷入比他们大很多的社会机器的扫荡中:全球资本主义,政府基建和威权势力。

我们停在了四季酒店,一群门卫围住了车子帮我们开门。就在酒店入口处,一个女售货员站在一间小玻璃幕墙的香水店外面。她递给奉俊昊一瓶克瑞格勒( Krigler)的Sierra Vista古龙水样品,告诉他这是雪松和茉莉味的“性感香水”。他闻了一下,笑着说,“这比催泪瓦斯好闻。”

导演和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在《玉子》拍摄现场

1992年,奉俊昊经过两年的兵役后重新返回学校开始他的大学三年级生活。南韩还在变革的阵痛期。审查法已经逐渐放松,非公开的法式艺术电影院正在兴起。流行乐队徐太志和孩子们( Seo Taiji and Boys)首次亮相,他们创作的歌词批判韩国文化的保守性。电影杂志雨后春笋般涌现,评论文化也随之兴起。“那是流行文化的爆炸期!”奉俊昊回忆说。

回到校园后,他与来自弘益大学( Hongik University ),梨花女子大学( Ewha Womans University )和西江大学( Sogang University )等邻近学校的学生们一起成立了名为“黄门( Yellow Door )”(“非常愚蠢的名字。俱乐部当时的大门是黄色的”)的电影俱乐部。

“我们每天都看电影,分析电影,写整改方案。”他回忆说。那段时间里他制作了早期电影,其中包括一部名为《寻找天堂》( Looking for Paradise )的定格动画短片,讲述一部试图逃脱禁锢的大猩猩。还有一部16毫米拍摄的短片《白人》( White Man )。我告诉他很难找到后者, “千万别去看它。” 他告知这部短片作为复活节彩蛋出现在韩国发行的《杀人记忆》DVD中,然后恳求说, “千万别去看它。那是一部超级愚蠢和无聊的电影,非常可怕的电影。”

出品过《雪国列车》的MOHO电影公司的朴赞郁对此并不赞同。那是90年代早期,他正在制作一部独立电影,有个剧组成员打电话和他说,“我终于找到一部短片可以满足你对电影的独特品味了。”朴赞郁看了《白人》,他说“电影中那种怪异的幽默感立刻让他着迷。”

但直到奉俊昊的第二部长片《杀人记忆》他的视觉风格才逐渐成型。在另一种生活里,他有可能就是一个漫画家。他精心将他要拍摄的都做成了故事板,他电影的每一副画面都栩栩如生。他自己为电影《杀人记忆》和《寄生虫》绘制了所有的草图,包括完整的对话。对需要很多视觉效果的电影,比如《玉子》和《雪国列车》,他就和一个艺术家合作。参演过《玉子》的史蒂文·元(Steven Yeun)说〉:“他给了我们装订成册的故事版板。它们看起来就是连环漫画册,你所看到的,哦,就是这部电影啊。”

《寄生虫》的故事板之一

元形容导演是一位“人类漫画师”(human animator)。他回忆起导演在拍摄时如何给他展示斯坦斯汀的镜头,这样他就可以在他进入画面拍摄之前想象这个镜头的构成。有些人感到不快,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被告知应该站在哪里。但是当你看到画面,你就像是我知道我们怎样在这里完成,”元说,“你就像是一种颜色。”

在《玉子》和《雪国列车》里扮演绚丽多彩的坏蛋的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也有同样的体会。“无需我自己特别处理,我觉得这种方法特别自由。”尽管是在非常精确的框架内,它用一种充满能量和快速爆发的新鲜感释放了我们所有人来填充画面,她在邮件中写道,同时也强调了这种方法仍然给了演员很大的动力。 “奉导演一直以来都很开心,能够逗他的感觉太好了。”

“这有助于我缓解焦虑。”奉俊昊谈到他的工作流程时说。“如果一大早在拍摄现场没有故事板,就像做到噩梦自己一个人穿着内衣站在曼哈顿市中心一样。如果手头有了分镜脚本,就像穿着干净舒适的衣服在外悠闲散步。”

也许最不合常规的是,他从不拍摄全景——那就是从不同角度同时拍摄然后进行后期统一剪辑。相反的是,他拍摄的正是他想象的,随时随地剪辑。“这个过程可以让他完安全把控剪辑呈现的状态,而最终的结果也完全符合最初的设定。”《玉子》的艺术指导凯文·托马斯说。“他不会得到比他需要更多的东西。”

《寄生虫》拍摄现场|©️Photo: Courtesy of the studio

奉俊昊认为这样做更有效率,因为关于镜头的所有事情都已经决定好了,这样演员和剧组就无需从不同的角度一遍遍地重复同样的事情。他们可以专心致志地关注自己手头的工作。

奉俊昊的电影通常都需要计划数年(关于《寄生虫》的第一个想法萌芽于2013年),而且需要复杂的数字和实景效果设计。《寄生虫》里朴家拥有的现代主义设计的豪宅看似简洁精致,却是迄今为止奉俊昊最为复杂的设计之一。

从根本上来说,如果房子的结构不正确的话,那整个故事也就不成立。”他说。这里有一个技术难题:一楼和前院是建在全州市一片空地上,借用顶上放的绿幕,最终用数字方式嵌入二楼。房子里的其他房间也都在搭建在不同的摄影棚里。“这里有将近480张视觉效果图,但是在电影里我们根本感觉不到,”他说,“它们是隐形的。”

我们第一次体验朴家房子是跟随金家人一起,在干净圆润的线条和现代化家具中享受奢华。它是开放通风且透明的,是远离他们居住的狭窄肮脏空间的另一片绿洲。最终,这座房子一如精致的珠宝盒一样被打开了,情节元素也立足于建筑内部构造:藏匿、偷听、诡计。

它不仅仅是一座房子,更是成为阶级心里示意图和浮出表面一触即发的怨恨。

这座房子的设计是奉俊昊取材于一个多世纪前由弗兰德劳埃德赖特设计的好莱坞大道(Hollywood Boulevard)上的蜀葵之家(Hollyhock House )。 他洛杉矶之旅的最后一天我们参观了这座历史地标。自从已故演员斯科特·威尔森(Scott Wilson)开车带他兜风时指给他看后他一直想来这里。他对空间里的一切都感到好奇,礼貌得尝试着越界:他试了试锁着的门,并向一个禁止游客通行的地下室探头看。他很想知道二楼到底是怎么样的。当时他问一位讲解员是否可以可以关闭房子的前门——两块重达半吨的内嵌门锁的大型水泥板。讲解员无奈得同意关闭一扇门。

朴家的超现代宅邸,还有金家难以奢望的户外空间。 ©CJ ENM CORPORATION; BARUNSON E&A

“哇,就像是一堵墙的延展啊!”他看着这道关着的门惊叹得说。“突然让我想起《雪国列车》里宋康昊的一句台词,你还记得吗?他说,‘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道墙,但其实这是一道门’,然后他们炸开它走了出去。如果我们将这道门和墙之间的界限消除的话。”

我们安静得穿过房屋来到角落的一个房间——没有家具阳光明媚的小暖房。他兴高采烈得坐在地板中间。“需要我们躺下来吗?”奉俊昊问。他笑着站起来,走向藏有儿童书籍得图书馆。他指着有右边侧翼的书架咯咯得笑着。“推开它,后面有一道门。”

即使在奉俊昊电影里的黑暗面,他们也从没有失去游戏的感觉。有时候,有些玩笑观众可能不一定能找到笑点所在,就像设在帕拉姆斯的屠宰场,或煞费苦心的视觉恶作剧。

例如,在《玉子》里一群高管挤在一个情况室里研究如何对付超级猪,这个镜头是对奥巴马时代一张著名照片的精心再现,当时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其他官员齐聚一堂,目睹奥萨马·本拉登被击毙的场景。“他们用非常严肃的表情聚在一起看猪引起了很激烈的反应。”他乐呵呵得笑着说。

有时候,这是一种对夸张的热爱——比如一家人在《汉江怪物》中对一个死者的哭泣,或者是杰克·吉伦哈尔(Jake Gyllenhaal) 在《玉子》中的疯狂表演。奉俊昊喜欢至少保持有一个脚趾越界。“他经常挑战我,”《雪国列车》的联合编剧凯利玛斯特森( Kelly Masterson)说,“他喜欢这样,‘这会很有趣,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它肯定很有趣。’”他回忆起在撰写一个场景时的对话——当睿智的叛逆领袖吉列姆(约翰·赫特扮演)建议柯迪斯(克里斯·埃文斯扮演)在他遇见这辆列车的缔造者威尔福德(艾德·哈里斯扮演)时,“在他开口和你说话之前割掉他的舌头”。奉俊昊建议他们将这行改成‘切掉他的舌头然后吃掉它’。“这是嗜食同类的行为,”玛斯特森笑着说,”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但是他认为这很有趣。他会说这样的话,然后他就咯咯得笑。

目前,奉俊昊不打算制作另一部类似于《玉子》或《雪国列车》这样大制作的影片。(最近他正在准备一部”稍微有点吓人“的受一个新闻和一部英语电影启发的韩国电影。)他更喜欢像《寄生虫》这样规模的电影,可以允许他实现自己视野特殊性。“你知道小时候如何用一个放大镜将阳关聚集在一个点上用来点燃纸张。“他用一个比喻的方式说明。“《寄生虫》就如同一个摄像机镜头将我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点上。”

“当规模变大的时候,巨大的预算感觉像是残障。你的能量被分散了。“他又补充说,“难道你不觉得纸烧的味道会很好闻吗?”

我们站在位于客厅和花园之间的凉廊上,望着封闭的庭院。清莹秀彻的草地生动地让我清楚得回想起《寄生虫》最后一个场景:阳光温暖地照射在前院绿色草坪上,召唤着金钱能够买到的自由。奉俊昊电影中的希望总是源于这种强烈的渴望: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斑驳阳光,哪怕只是一瞬间也好。

这种乐观主义近乎显得更为残酷。我们继续走向餐厅,那里配有有六角形的木桌和天花板上的织状悬灯。

“如果发生火宅,这里将很容易被燃烧,”奉俊昊笑着说,“当然,人们希望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E. Alex Jung
E. Alex Jung

美国《纽约》(New York Magazine)杂志的资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