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的今天，爱迪生获得发明电影放映机专利权，这门新技术离如今只不过百年之久。然而现在，拷贝和胶卷，已被硬盘和电子文件所取代。光透过胶片产生的颗粒感、胶片齿孔定位时偶尔产生的轻微颤动，还有放映机的嗒嗒作响都已几乎成为历史。电影通过数字化拍摄和放映，甚至数字化发行——影片通过网络，投射到客厅或手中的屏幕上。
每一种艺术形式上的改变，都会引起爱好者的不适。但每一门艺术都有足够的能力承受和吸收这些改变，也都会在日后证明，那些过往的消极论断是如何大错特错。
之前我去长岛（Long Island）的一所大学做讲座，说穿了，就是花几分钟东拉西扯些关于电影及电影评论的话题，然后花近一个小时回答台下听众的问题。据我观察，台下的听众一半年龄在25岁左右，一半在65岁以上，而年纪处于这两代间的我，回答他们关于未来与过去的问题。
3D会持久吗？全球电影产业的下一个热点是什么？哪些年轻影星在10年或20年后会依旧活跃在大银幕上？这些问题都很难解答，因为影评人其实并不擅长预测。其中许多问题我都是第一次碰到，但其中有一个问题——倒并不总是由年纪大的人提出的，一点不让我感到意外。为什么不再有优秀的电影了？
“事实上，好电影还是有的。”这样的回答并无帮助。即便为该回答提供例证——比如最近的《商海通牒》（Margin Call）、《点球成金》（Moneyball）、《秘境里斯本》（Mysteries of Lisbon），也是无济于事。因为，与其说这是个问题，倒更像是种抱怨。大家普遍认为，甚至达成某种共识：电影在质量上总体下滑，即便有优秀的作品，也只占少数。相比而言，电影的过去则辉煌多了，无论是好莱坞旧制片系统时期的黑白经典（《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数不胜数），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引进片（安东尼奥尼！戈达尔！），或是70年代新好莱坞短暂光辉期内的电影。无论你偏好哪个年代，有一点是肯定的：电影人不再拍像以前那样的电影了。
从技术角度而言，确实是这样。电影的制作与发行正处于划时代的转型期——一切都面临迅疾的数字化进程。如果你去电影院，你很难再看到传统意义上的电影。拷贝和胶卷，已被硬盘和电子文件所取代，而传统电影的那些物质化标识——比如光透过胶片产生的颗粒感、胶片齿孔定位时偶尔产生的轻微颤动，还有放映机的嗒嗒作响，都已几乎成为历史。如今的电影都是数字化拍摄和放映，甚至数字化发行——影片通过网络，投射到你客厅或手中的屏幕上。
这些改变点燃了热情，造成了困惑，也激起些许哀鸣。《纽约客》特约影评人安东尼·莱恩在一篇评论《高楼大劫案》（Tower Heist）和《忧郁症》（Melancholia）的文章里（这两部电影或许分别证明和反驳了怀旧派影迷的抱怨），抒发了对于人们不再去电影院的哀伤。显然，这个曾经像集体性仪式的活动，表面上看已受到家庭影院优势的威胁。“当它还存在时，尽情享受吧。”他引用《忧郁症》里的一句台词，为这个根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有着“强制”及“共享”特性的文化消费形式作墓志铭。去影院看电影，显然是没有未来的。
著名影评人罗杰·艾伯特也曾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布了一篇名为《电影的突然死亡》的文章。文中，艾伯特先生感叹大势已去：“虽然我希望胶片电影能够延续下去，但数字影像已经主宰了电影领域。”艾伯特先生曾经常为胶片电影的美学优势争辩，如今却承认“我的战争已经结束，我方输了，现实世界里也是如此”。他还挖苦性地为胶片电影放映机写起了挽歌，说它和打字机、唱片机都象征着落伍的现代化产物。
艾伯特先生对电影的黄金年代并不感冒，因此作为影评人，他处于一个比较客观的位置：他对新旧事物抱有同等的热情。但他对于电影技术改变的失落感，与我在长岛听到的关于电影品质的抱怨是一致的。那种“曾经喜爱的东西已远离我们，甚至消失”的感觉，很难回避，却更难反驳。与其说抱怨者带有批判的姿态，亦或有什么深刻的历史见地，不如说是由于比较新老电影，再加上自己的主观喜好而心生的落寞之情。那个年代，明星更光辉夺目，编剧更尖锐犀利，故事更令人信服，影评也更有影响力。
电影是否注定就是过去的产物？如今我们的电影——不论是数字化还是其它——是否都在昔日的辉煌下显得黯然失色呢？最近书店里有两本著名影评人写的新书。一本是由美国文库出版、鲍林·卡尔写的散文及评论集《电影时代》（The Age of Movies），所谓的“时代”即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另一本书，是戴夫·科尔（他为《纽约时报》撰写一个“家庭影院”的专栏）的《当电影还重要的年代》（When Movies Mattered），收集了他上世纪70和80年代主要为《芝加哥读者报》写的文章。
这两本书的书名，似乎就暗示了作者的怀旧偏好——“电影时代”显然不是当下，当下的电影也显然不再重要。但事实上，许多文章里的论调，与对当下一些电影的观点是相似的。举个例子，即便当卡尔和科尔先生在评论当时的电影时，他们也表达了与对当下电影相同的忧虑，比如某演员或导演令人失望的新作又挫败了他们对电影业的信仰。阅读卡尔写罗伯特·奥特曼（曾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资深美国导演），或是科尔写布莱克·爱德华兹（曾执导过《蒂凡尼的早餐》、《粉红豹》等经典影片）的文章，不仅仅是重看过去的争论，更可以从那些就好像发生在当下的争论中获取力量。
奥特曼的《那什维尔》（纳什维尔）和爱德华兹的《十全十美》（10）都曾在当时引起争议，如今则被划入老电影的门类。重新发表对这些老电影的评论，可以看作是树立针对如今电影业不足的教材典范。而从模拟到数字的技术转型，使得这些教材典范的数量大大增多，效果也更令人印象深刻。和过去相比，我们能接触到更多更广的老电影。以前，人们通过影迷俱乐部和校园电影社区，观看那些已磨损的老片录像带；如今，这些电影被转制成效果更清晰的DVD和蓝光影碟。这无疑是种进步，我们可以更好地欣赏经典影片了。
然而，随着观众与经典影片的距离拉进，当下的影片就更加贬值了。那些“标准收藏”（Criterion Collection）和“华纳兄弟”（Warner Brothers）推出的小津安二郎、罗西里尼、西部片、黑色电影、先锋派作品集，仿佛在架子上冷冷地凝视你，责备只想看一集《现代家庭》（Modern Family）或《无聊致死》（Bored to death）的你，为什么不把精力放在那些已经历过时间考验、更值得看的电影身上呢？无论怎么看，弃旧从新似乎都不是正确的选择。你可以说那是对新事物不带批判地接受，对传统的漠视，对经典的无视。但不看新片，也可能让你因为有失公允的评价标准，错过身边的新经典。
当然，如今没有哪位影星能诠释出亨弗莱·鲍嘉那样玩世不恭的硬汉形象，也没有人能与贝蒂·戴维斯那熠熠生辉的形象相媲美，毫无疑问，如今的电影也不会像以前的电影看上去或听上去那样。问题是，为什么它们要像以前那样呢？每一种艺术形式上的改变，都会引起爱好者的不适。但每一门艺术都有足够的能力承受和吸收这些改变，也都会在日后证明，那些过往的消极论断是如何大错特错。
就目前而言，电影仍然很脆弱。那可能是因为它比其它艺术形式要年轻的多，它们可都经历过跨世纪的兴衰、融合和变革。不过，电影身上的某种现代特性，使得它格外容易让人担心它的退化。电影镜头在捕捉现实世界、记录事件发生及展现未来影像方面，有着很不可思议的能力。可当观众看到电影画面的时候，它已属于过去。电影变革的突兀性，往往在放映机的投射下会被放大。
换句话说，怀旧是看电影的一个本质特点，从一开始即是如此。有那么多电影抓住怀旧这点做文章，并非巧合。马丁·斯科塞西的3D新片《雨果》(Hugo)，回顾了电影的早期岁月；而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的《艺术家》（The Artist），则是一部关于默片年代的新默片。两部电影都重现了过去电影的某些魔力，而拍摄方法又都选择了最新的技术。
运用3D技术及数字特效的《雨果》，带领观众回到了科幻片鼻祖乔治·梅里爱的年代，这位国法导演崇尚视觉，是20世纪初期的特效先驱。而《艺术家》这部黑白色彩、窄银幕的精致影片，讲述了从默片向有声电影转化时期下一位默片明星苦乐参半的故事。
声音的出现，无疑代表了电影的第一次死亡，哈扎纳维希乌斯导演已经用自己的作品完美地演绎了这场“悲剧”。可电影挺了过来，就像它停挺住了后来电视、VCR等每一次新事物的威胁。因此它们也一定会从当下的剧变中挺过来。我何以能那么确信？因为10年、20年或50年前，也肯定有人抱怨“不再有像以前那样的电影了”，就像现在一样。
翻译：Edw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