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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艾尔

台湾怎么了?最近的台湾不断处于价值观变调的混乱中,社会和政治的丑闻持续成为关注焦点,无情地膨胀这片土地上丑恶的一面,看尽了公仆贪污包庇,医师道德沦丧的不良示范,下一代的价值观指标已经岌岌可危,此时我们的媒体却仍严重缺乏导正或平衡的力量,正向或关于人性光辉的报导消失无踪,映入眼廉的,只有更多的政治人物忙着揭弊、爆料、上脱口秀,以及一群扔下手边工作上街头呐喊的民众…愤怒、谩骂与激情,延伸出更多的负面效应!

或许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更突显了《医生》这部影片的难得与深刻动人!没有近期纪录片充斥的花俏影像或煽情技巧,《医生》平实又真诚地纪录一个旅美华裔肿瘤科大夫,在治疗秘鲁籍癌症病童Sebastian的过程中,回溯自己走过丧子之痛的切身经历。片中的灵魂人物温碧谦医师,除了让观众看见他身为医生时,致力救治病人的可敬专业外,也同时看见他身为一位爱子心切的父亲,面对天人永隔的骨肉之逝,所必须承受的巨大痛苦与疗伤路程。当影片一步步深入温医师的生活与回忆时,影片浮现出两个早逝的聪颖生命在彼此对照着,一个挣扎求生、一个好奇寻死,无常难解的生命课题不禁令人感慨万千…但悲伤不是影片回应主题的答案,因为温医生在走过大风大浪、看尽生离死别后对生命的体悟,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芒般,燃起了珍惜当下的希望,抚慰着每颗曾经受伤的心灵!

去年,台湾纪录片在市场缔造辉煌的亮眼成绩,作为2005年唯一获得新闻局辅导金奖助的纪录片企划案,《医生》自然地被赋予高度关注与期待!不过《医生》显然不是一部意图捕捉潮流的跟风之作,看不到任何哗众取宠的气息,异常冷静的叙事基调与脱俗的影像风格,替台湾的纪录片类型再创新局。导演钟孟宏执行过上百部的广告作品,并曾以歌手陈绮贞的MV『躺在你的衣柜』获金曲奖提名,对影像语言的掌握已是娴熟洗练,然而在首度转战大银幕的纪录长片《医生》中,却挣脱了广告片素来算计精准的桎梏,大胆地放弃华丽的色彩与速成的煽动力,而以理性沉淀后的镜头,看待这段发人深省的心灵疗程。本期放映周报抢先在《医生》九月底正式院线公映前,专访以本片入围本届台北电影节百万首奖的导演钟孟宏,为读者探索导演格外引人好奇的创作理念,并预告即将被再度点燃的『医生』话题!

钟导您过去曾经跟侯孝贤导演拍戏一段时间,目前也是国内炙手可热的广告片导演,但是国内观众电影对您可能不是很熟悉,可否请您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

钟:我一九六五年出生于屏东,在乡下住过一段很长时间,后来北上念高中时常去看电影。同侪之间有看电影的风气,像是电影社,然后大学就想念电影。但是后来不小心考上交大计算机工程学系,也就这样不小心去念了,四年念完后发现还是想念电影,就去念电影。

回台以后就面临了台湾的电影文化、电影市场的一些问题,做电影很不容易,就先去做了广告,但是心里有些想望是不会变的,还是想继续做电影。最重要的是,不管我在广告界资历有多久或是有什么知名度,电影还是我的第一志愿,我觉得应该面对的是,大家是去看作品而不是去看导演,我对观众来说意义不大,观众对于片子若有什么看法或很大的回响,一切应该还是回到影片本身吧。我相信也尊重作者,但我觉得作者在每个导演的第一部片中地位应该还没那么重要,应该还是得回到影片本身,观众可以从电影中看到或感触到什么,才是最主要的。

其实跟侯导合作也是很意外的事情,因为我拍片量非常大的。 2000年刚好有一个汽车广告的案子在找导演,广告公司分成两批人,一批人想要找钟孟宏,另一批人要找侯导。要两个导演一起合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后来坚持不下,就有人突然异想天开把两个人凑在一起,一个当导演、一个担任摄影师,后来也真的这样决定了。那种广告片本来就不太属于侯导的风格,但是侯导当然有他的一种看法,就变成我以摄影师的角度去帮助导演看所有的东西,拍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在,但拍完了,导演也非常开心,接下来就持续合作了两年多。

其实很多人以为我刚开始是先做摄影师再做导演的,事实上刚好相反,后来发现,拥有这样的经验以后,工作时看事情的角度都不一样了。我学会观察喜欢的导演,看人家怎么拍片,然后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所有的影像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对我来说,特别在我拍广告片的经验累积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而且侯导当时对我讲过两件事,我印象深刻;第一个就是他说,拍电影跟拍广告片是一样的。当然不是说形式是一样的,他讲的最主要是,你画面不漂亮的话就不用讲了。你知道侯导他非常注重画面、灯光位置的配合等,当然这些东西不能当作电影的全部,但是他觉得影像的魅力就是给观众的一种feedback,一种尊敬,选择最好的方式将内容意义呈现给观众。另外一个就是他对于影片的看法,事实上,他在谈论影片的时候,或是在写脚本的阶段,故事都尚未达到完整性。但重要的是剪接的时候怎样把这些东西化整为一个原型,也许你不需要直接对观众叙述故事,但你可以跟观众一起去看一些生活的细节,一种生活的味道,重点是故事中的精神目标。我一直觉得影片不只是去沟通一个故事而已,愚蠢的电影会靠对白去铺陈一个故事,影片看完了却感受不到其中的影像魅力。那种魅力是在跟一位导演合作时,便可真实感觉到的气度和内涵。

《医生》的故事主轴围绕在旅美肿瘤科大夫温医师身上,纪录他经历丧子之痛与治疗癌症病童的心路轨迹。当初是如何接触到这个题材,又为何会对这个人物感到兴趣?

钟:温医生儿子事件发生当时,我女朋友,也就是现在我的太太,在美国念书,刚好跟温医师住在同一个小镇,温医师工作的大学医院也刚好附属于我太太念博士班的学校。所以当初发生这事情时,我就听她说过。温医生的小孩非常特别,不论在语言或在文学、绘画方面都相当有天赋,我会去想:难道这只是人家常讲的天才儿童不变的命运吗?我觉得事件中有很多东西是没办法看到的或是看不到的,当初我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好奇,但离执行事实还有一段的落差,因为都是未知。当时也不晓得该怎么去碰触人家亲身的痛苦或是,也考虑到温家人的意愿度,后来就这样停了。那2002年我的公司开了以后,对于整个事件又有一个不同看法。

您与拍摄团队远赴美国,处理的又是一个父亲必须揭开尘封伤口向镜头告白的主题,您如何进入一个原来并不相识的拍摄对象的内心?在处理如此个人伤痛的议题时,作为一个记录片导演与一个倾听的对象,您如何处理自己的双重角色?

钟:我觉得这过程真的是很痛苦。刚开始要做也不能说只是去拍小孩子的过去,所以得转一个大弯去说服人家,用一个似是而非的目的,就变成说我要去拍一个有成就的台湾人在美国奋斗的过程。当然温医生也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察觉到我们还有一个没有说出的目的在那里,但他已经把门打开让你进来了。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中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或方式来让他卸下心防,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他自己把心房打开来了,门已半掩的时候,我就只是顺势把它推开而已。这过程就是这样一直推开、一直推开。在拍片前你不可能先设定说我要拍到什么东西,而是在现场时你用心去感受,去慢慢引导他走到那个位置。想起来很难,但是做起来循序渐进也就完成了!

您身为一个拍摄者的角色,如何在现场处理受访者的情绪与调适自身的情绪波动?

钟:说实在那没办法平稳的,因为情绪这东西你该宣泄的时候你就该让它出来,但是宣泄的同时你底片还是要继续load。在现场我不会去干涉受访者,他宣泄之后反而会回归到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会在起伏中找到一个平衡。我非常喜欢几个摄影师,他们的作品常在巷子里或是大街上捡到一些人家看不到的东西,对他们来讲作品是这样出现的。纪录片有时也是这样,在游移中不经意找到的,可能就是一个你要的东西。

所以在拍摄过程中您本身也经历那些情绪?

钟:绝对的,一定会的,而且那体悟是非常大的。就让那些体悟和感受顺其自然出来,不过底片还是一定要load,还是要拍(笑)。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拍摄者的想法,因为如果一个受访者明确知道你要的东西时,他会一直刻意给你你要的东西,那是不对的。你要让受访者不知道你要什么东西,所以他从难过到平静的情感过程,会有一些特别的表情和反应,那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片中有两个恰为对照的早逝生命,他们有着相似的天资与兴趣,但一个挣扎求生,一个却好奇求死,引发观众对命运课题的无限省思与感慨!这个异常巧合的取材是您在开拍前就设定好的对照处理吗?

钟:我觉得记录片好玩的地方就是无法预期。我刚开始拍的时候,还没能把握找到很多思考的点,当初想,除了丧子之痛,或许就再多去了解这个小孩的个性与他和大人的关系,但那东西是很危险的,因为片子可能会沦落成那种在电视台播映的感人故事。刚好在拍摄过程中,巧遇到那个秘鲁小孩,他就在那个时候来到美国给温医师做治疗,这时很多很多与生死相关的思考就涌出来了。生命与死亡的真实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不能做安排的,如果说在这议题内去做任何操作的话,那会是一个很大的灾难。这两个小朋友的生命像在对话一样,有时候拍了Sebastian过两天再去拍温医师叙述他的儿子,那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感受,我觉得如果拍记录片或是拍影片,那影片迷人的感受就是在这个地方。拍记录片每天都会遇到一些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们,和想像不到的人生看法,这也间接影响了我对影片的看法。

所以这算是一个意外?

钟:对,非常意外的。但是我觉得人与人不可能永远靠意外,就像是人家讲的即兴创作或表演,因为如果你对事情没有清楚的想法,只是用空的脑袋去即兴创作的话,就会出问题了,等到即兴的东西出来时,你根本不知道它已经出来就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是每个观众看到都会好奇的,本片有着异于一般纪录片的影像风格,为何选择用处理难度较高的黑白底片拍摄《医生》?还有里面的配乐,可以谈一下这两个东西吗?

钟:这要回到我以前念交大的时候,接触到很多外国的摄影家,看人家的作品,然后自己开始学拍照。所以我对黑白的东西一直有一种感受-它是完整、毫不保留去保存人的记忆的一种很重要的色调,从摄影刚发明,到马格兰,然后一直到布列松出来…我最怀念的就是马格兰出现的时代到五六零年代这时候,整个所谓越战时期拍出来的东西,那是一种标记生命的重要颜色,相当迷人,好像是记录了生命中最悲哀的东西一样,没有办法抵挡的一种忧伤。加上在美国冲洗黑白底片是非常简单的。所以我也就义无反顾地觉得应该用黑白底片来拍。

谈到风格这东西时我一向非常偏向作者论的,作者论不只在于一个导演说故事的方式,还有用音乐的方式、表达影像的方式,侯导就是一个很作者的人,杨德昌也是一个很作者的导演,杨德昌的作者不在于美学,而是在于他说事情的方式。对我来讲,画面、声音和内容三者是重要三素,不论他们是相互迁就、抗衡、或帮助。有时候音乐要去抗衡影像,有时要互相去拉拔。这片子当初选了很多配乐,从早期的台语歌、美国乡村音乐到拉丁音乐,后来我觉得最完整的东西就是John Cage的音乐,因为John Cage的东西有一种强烈的、不能伪造的、说不出来的困惑,尤其后来拿到他的谱时…因为他有些音乐的recording是非常昂贵的,可能是动辄上百万台币的recording,我们不可能去用他的recording,只能买他那个谱的版权,然后找人来谈。后来发现,他的谱很简单,但它的谱里头告诉你钢琴要怎么调,要把哪一个螺丝调松,那螺丝要垫什么钢片还是铜板或木条的。他藉由破坏钢琴原有的结构,重整出他所想像的所谓现代音乐。概念上《医生》也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它述说一个你不知道的答案,而且解答人已经不在了,怎么从「没有」去建构出「有」,那不仅是单纯的事件本身而已。

撇开拍摄者与被摄者的互动身份,同样作为一个父亲,是否能谈谈您从温医师身上获得的最大启发?

钟: 我觉得用启发这词有点太过。就是一种强烈的感受,感受到一个父亲的寂寞和痛苦,他说不出口的东西,不管有没有当过父亲,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了解。温医师那时一直在跟我讲「苦海无涯」,刚开始会联想到我们小时候看的黄俊雄布袋戏里的那种苦海无涯苦海无边,所以有个苦海女神龙,会觉得那东西好像变成一个很经典的笑话,但今天我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生命态度,那就令人相当感慨。我拍广告片的时候,当事情比较不顺利,人就会比较暴躁,然而拍这部纪录片我会去思考该如何面对、了解身边的人们,包括工作上接触的这些人,包括最亲近的家人、小孩。一个人很难改掉生活中一些固有的习惯、对事情的看法,但是多花一点点时间去观察理解身边的人,我觉得那很重要。回到这部片,想像一个移民者,他到美国拿到一个工作、绿卡、身份,全力照顾小孩,让他们受好的教育,这一切看似一个完美的人生蓝图。但就在他将近四十岁时,因为一件事情人生就风云变色了,整个人生像破了一个很大的缺口,那他怎么去把这个缺口去把它补起来,或怎么安抚缺口上的痛。而且缺口还可能会更大,或许我拍摄完的七八年以后,他还是会难过,问题还是一直都在,只是说他发作的频率比较没有那么频繁。

除了主要被摄者的职业背景,很多观众即使看完本片后还是会对《医生》这个片名感到疑惑,导演为何会坚持以一个职业作为片名,还是《医生》这个片名中其实蕴含其他的意涵与指涉?

钟:《医生》这名字我当初也很挣扎,因为片名是一个吸引观众的重要项目,而它对我来讲有一个很大的魅力。我们一般说到医生,容易出现很莫名的一种敬畏。但我们面临到这样的一位医生时,不是要给他诊断,而是变成我们去看他的症状,去了解他的一个过去,知道一个医生不是只有拿着手术刀、扶着听诊器去听你的胸而已,医生也像每个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而他那不为人知的东西跟他属于医生的角色交错时,在这个伤痛的故事里就产生了很大的张力与冲突。

你期望观众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可以得到哪些对生命的省思?

钟:这最没办法去预测,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拍这片子到底是要给谁看,然后就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花了这么多力气当然希望能给很多人看。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很希望去看这部片的人,看完以后会更加去思考生命、了解身边的家人,无论是父母、小孩、你的另一半、或是朋友。这不是一个替所谓什么佛光山拍摄的片子,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块你自己都不是很了解的部份,如果这部片可以填补、弥补你心里那一块你不了解的部份,我觉得这就应该很值得了。因为影片的沟通不只在于我给你看完一个很特别的故事而已,我也希望能够给你一个很大的开始、一个不同于往常的想法,我觉得那就是故事的渗透力!即使你心里面再怎么小的缝,如果它都可以渗透进去的话,那对我来讲就是做这部片子最值得的一个回响。

对您个人而言,从一个成功的广告片导演跨足纪录片拍摄的领域,所需面对的最大挑战在何处?

钟:这两个行业里常会讲,广告片导演觉得电影导演不会拍广告片,他们不会掌握那个时间。那电影界的人会说,广告片这些人每天都穿得好好的,他们拍的电影通常只是一个很华丽的、长秒数的广告片。我觉得这两方面讲的都不公平,应该是用对方的角度去看对方才对。广告片和电影周遭所围绕的东西不一样,拍广告片的人来拍电影就要注意你现在拍的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个关于人的东西,形式只是一个附属的东西。所以在拍记录片的时候,就怕一个广告导演将本来擅长的美学技术风格带过来后,无法掌握内容,那就会变成一个很有问题的片子,慢慢形成让人越来越诟病的东西。那我觉得当你要跨过来时,基本上你要把你原有的东西先丢开,你才能跨过去,当然你不可能丢得很干净,但一定要丢,将自己重新化为零,来看待一个可以永续发展的电影故事,反之亦然。如果你要用一个很电影的手法去拍广告,那你拍出来的广告会非常没有效果。

《医生》是去年唯一获得新闻局辅导金奖助的纪录片,也是本届台北电影节百万首奖呼声最高的入围影片之一,目前还排上了九月底的台湾院线档期将与观众见面。最后请您提供本报读者一个非看本片不可的理由!

钟:这该怎么回答好。 (露出伤脑筋的表情)我觉得《医生》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它的不同。它不同于近期台湾纪录片的DV与草根潮流,或许该看的理由很难一言道尽,但这会是一部值得你走进戏院观赏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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