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电影节奇遇单元选入的《吸血鬼》（Bloodsuckers，2021）是德法导演朱利安·雷德梅尔（Julian Radlmaier）继《一只市民阶级犬的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 of a Bourgeois Dog, 2017）后的第二部长片。
电影背景设定于1928年，因为托洛茨基失势、被流放、驱逐，导致在爱森斯坦新片中饰演托洛茨基的苏联工人Lyovischka戏份被完全删除，于是他踏上逃离祖国之路，希望在好莱坞能当上演员。经过波罗的海的德国海滨度假胜地时，遇到了实业家的女儿Octavia，她对Lyovischka伪装的沙皇贵族身份和演员经历产生好奇心，一起动员身边的人拍了部吸血鬼电影。在若有似无的夏季恋情氛围中，村民身上出现了类似蚊虫叮咬的痕迹，像是吸血鬼留下的。
《吸血鬼》是电影形式风格上的实验，将书本章节和辩证法拍成了一部故事片，对白刻意僵硬和反讽，冷笑点有时让人不知该笑还是该尴尬。关于阶级、资本主义，关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种族主义，以及吸血鬼的多重影射。
马克思主义+吸血鬼+喜剧的组合非常吸引人，《吸血鬼》跨类型、跨邦界、跨时空，这种混搭的想法是怎么出现的？
混搭本身其实就像是逐字逐句探讨马克思。我读《资本论》的时候，发现那里充满了哥特式的角色。我认为，因为马克思是在19世纪写作的，当时身边有大量的哥特小说，所以到处都是吸血鬼、鬼魂。我就想，为什么不做一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电影，并使用与马克思相同的隐喻。同时，我们也察觉这些隐喻可能是很危险的，因为吸血鬼隐喻在历史上也是有很多问题的。过往，各种各样的人都曾经被谴责、指射为吸血鬼。因此，我们很努力想去创造一些平衡。
为什么在电影创作中，资本主义和阶级意识等题材让您特别着迷？
可能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所处的社会中习以为常的某些事情似乎并不正确。阅读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文本一直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认为这部电影不是要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我和这些思维的一些对话。我想要承认的是，社会上存在着某种根本性的不公，例如社会上各种职务的分配，以及阶级社会的真实存在，其中有些人拥有很多财产，而有些人却一无所有。这样的现象极大程度地限制了生活条件较差的人们，他们必须用非常基本的方式生活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电影最后，由于爱情，Lyovischka成为Octavia的仆人一样的角色。您是否认为爱情也可能像资本主义一样成为剥削制度？
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爱情吗？我有一种感觉，也许他对Octavia阶级地位带来的环境更为着迷。通过她的特权地位，她有很多时间阅读、培养自己的个性，成为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人。也许她代表了Lyovischka也想过的生活，也许这就是Lyovischka想要成为的样子。为此，他还抛弃了一些自己的道德准则。也许这是一部关于机会主义的电影。
为什么在电影中设计了“中国人”这个角色、提到“中国”和“中国跳蚤”？
最初的想法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下会很容易产生种族主义？我觉得，在某些时候，人们需要替罪羔羊来应对这个制度的挫败和矛盾。我在电影中加入了亚洲人这个角色，因为我曾与这位亚洲演员Kyun-Taek Lie合作过，他实际上是韩国人。我很喜欢他，想和他再度合作。看电影的时候可能不见得看得出来他不是中国人，而是韩国人，但他被统称为“中国人”，这是种族主义言论，把所有亚洲人无所分别地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对我而言，这也是个回响，因为在90年代初期，在德国有一股强烈的反亚洲种族主义风潮，在罗斯多克有一栋很多越南移民居住的房屋被纵火攻击。这部电影的背景是20年代，当时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主要受害者是犹太人，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想在电影里用亚洲人代替犹太人，而是，希望能够多增加另一个维度，另一种当时存在、现在仍旧存在的种族主义的层面。
影片中唯一提到的德国以外的国家是中国和苏联，您怎么看？
我对我们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很感兴趣，与此同时，走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方式，似乎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展现出了一些阻碍，并没有真正发展成人们所希望的方式。于是，这使我们陷入一种似乎没有出路的情况。这部电影其实想探索、了解当今还剩下什么，或者可能还剩下什么这样的思维方式，这可能对于当下还是有帮助的。也许，我对后社会主义国家有特殊的兴趣，像是您提到的那些。
您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我对哥特式表征或鲜血不是很感兴趣，更喜欢具有喜剧倾向的艺术电影传统，例如让·雷诺阿（Jean Renoir）、帕索里尼（Passolini）、意大利电影、让·卢克·戈达尔（Jean Luc Godard）的政治电影。我真的很喜欢中国和台湾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看不出来，但是贾樟柯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侯孝贤绝对是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也许我在这部电影中不是太喜欢使用远景镜头，但是在其他电影会更喜欢用一些。中国导演处理现实和空间之间的关系，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他们不仅对讲故事感兴趣，而且对空间都有极大的兴趣。我自己觉得，这部电影拍摄中最好的部分是我们在俄罗斯拍摄的倒叙，我们在当代的莫斯科拍摄，然后假装是20年代的影像，而且没有做什么太大的变动。我们只是在其中添加了一些元素，看起来像是过去的影像一样。也许当代亚洲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会更具有这种纪录片式的敏感度，这是我很有兴趣发展的方向。
电影里的出现的咬痕被村民怀疑是由于卫生标准低劣导致的未知疾病，这是电影制作中对于疫情蔓延的一种预感吗？
我当时觉得，真糟糕，现在每个人都会觉得这是关于疫情的表述，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大流行初期，我觉得令人震惊的是，新冠病毒被视为一种肮脏的中国病毒，西方媒体曾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这是阴谋，因为那里的东西还不够干净什么的，所有这些愚蠢的想法。我不希望这部电影被解读为病毒不存在、或者是对病毒的一种评论什么的。电影里病毒的隐喻不应该被简单粗暴地套进我们目前的状况里。
您认为您拍摄电影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涉及到我一直在努力解决的基本矛盾。这部电影的制作预算虽然少，但仍然算是有分量的了，但是，很奇怪的是，并不足以创造出我想要的工作条件。我拍摄这部电影时已经很开心了，因为之前在我的电影学校拍摄的电影，每个人都是无偿工作的。至少在这部电影中，我可以支付薪资给大家，这已经好一些了。但是，我仍然希望可以为大家创造真正良好的工作条件，很可惜在这部电影中并不可能。以我们现有的资源来说，我们并没有做好。工作人员没有被剥削得很厉害，但是肯定有潜力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要有很多朋友的参与，才会在拍摄现场有一种熟悉的氛围，而不是很工业化的环境。这就可能变得很棘手，因为总是要拜托大家帮忙，与朋友一起工作就有剥削朋友的危险。这是我尝试避免的事情，但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如果在理想的世界中，您将如何创造更加马克思主义的电影拍摄条件？
一种解决方案是减少外部因素，制作更简单的电影，然后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事实是，不尽理想的工作条件其实已经嵌入了电影融资的系统里，没有人会给资金让你可以付更多工资给工作人员。在某种程度上，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可以让电影更简单一些。也许这部电影对于我们的预算来说太庞大了，我想尝试做得更好一些，但我担心这个系统总是仰赖着工资报酬的不稳定性。例如，在法国，有一个针对所有电影从业人员的保障系统，包括演员、导演、技术人员，他们在项目中间等开工的阶段都能拥有很好的社会福利。在德国，在项目中间的人就只是一般的失业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