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阿希姆·提尔（Joachim Trier）的作品中，欲望往往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奥斯陆，8月31日》（Oslo, 31. august，2011年）的主人公安德斯（Anders，安德斯·丹尼尔森·李［Anders Danielsen Lie］饰演）是一个正在康复的吸毒者，在影片结束时，他在与自己的过去进行了一天道德上的对峙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的老路上；在《猛于炮火》（Louder Than Bombs，2015年）中，战地摄影师伊莎贝尔（Isabelle，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饰演）一次次地将自己暴露在冲突地区的残酷环境中，这种强迫行为被轻率地理解为对正常家庭生活的排斥；《西尔玛》（Thelma，2017年）中的同名女主角的欲望如此之大，以至于她的愿望需要通过一种不可抗拒的心灵感应的巫术表现出来，当她无意中把她的小弟弟送到一个冰湖下死亡时，这是她童年创伤的原因。在这些影片中，内疚感比比皆是，甚至达到了自我破坏的程度。安德斯在面试时被问及他简历上那段没有具体工作的时间时，他破罐子破摔地搞砸了；塞尔玛依靠清规戒律的宗教信仰来压制自己的超能力，当她爱上一个女人时，她陷入了情感狂潮。
尽管其标题具有误导性，但《世界上最糟糕的人》（The Worst Person in the World）超越了这种充满悔恨内疚的平衡。确实，朱莉（Julie，雷娜特·赖因斯夫［Renate Reinsve］饰演）窘迫万分地琢磨着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人，以及回顾自己一地鸡毛的生活经历；她从一个热忱的医学系学生转学到了心理学，之后又从一个有抱负的摄影师变成了书店工作人员，但她并没有像提尔其他电影主角那样充满一股情绪低落的内疚感。提尔以一首令人陶醉的旋律和预示短暂幸福的流行歌曲的片段来展开她的故事，这使电影迅速脱离了他对充满渴望的胸有成竹的戏剧性描绘，转向一个更显浪漫喜剧的版本，并以此质疑了“什么才是构成有意义生活”的先入之见。
在影片的12个章节和尾声之前的蒙太奇显示，朱莉像改变她的发型一样轻而易举地转换职业和更换性伴侣，而剧情结构和上帝之声画外音的叙述给她的故事赋予了一种神话般的地位。她的传奇开始于30岁，当时的她遇到了40多岁的漫画家阿克塞尔（提尔《奥斯陆，8月31日》中的安德斯·丹尼尔森·李），并且决定和他一起同居。她瞥到了阿克塞尔似乎有些厌女性质的故事画板，不过她耸耸肩承认没有读过他那颇受欢迎的山猫系列漫画小说。这对情侣的年龄差异是他们关系中发生摩擦的来源。“你似乎在等待什么，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阿克塞说，他对朱莉不想生孩子感到不安。“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目标？需要我要做什么呢？”与阿克塞尔一批年长朋友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的周末旅行，尤其凸显了朱莉的年轻，以及她对繁重的育儿和婚姻生活的索然无味的态度；而阿克塞尔的新书发布活动则让朱莉扮演了默默忠实站在他身边的乏善可陈的呆板女友角色。除了阿克塞尔的恳求之外，这种关系也不经意间将她带进了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这些都刺激了她对改变现状的渴望。
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女性，朱莉不断拒绝那些将自我实现归结为以找到灵魂伴侣和事业成功为目的冲动。而很多电影般的幸福结局正是基于这种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导向的虚假宣传。这并不是说提尔放弃了他对浪漫幻想的偏好，这在《猛于炮火》中戴文·德鲁伊（Devin Druid）扮演的少年和那位拉拉队长感情对象之间转瞬即逝的暮光浪漫中表现得如此强烈，或者在《西尔玛》中极具现实破坏性的情色幻想中也是如此。朱莉也会卷入其中，也会继续延续，当她闯入一个婚礼派对并开始与埃文德（Eivind，赫伯特·诺德鲁姆［Herbert Nordrum］饰演）彻夜调情时，她没有传统意义上情感背叛的性标志——他们互相闻、咬对方，看着彼此撒尿，伪造了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嘲笑那些定义传统一夫一妻制的任意界限。这种无性关系的一夜情最终还是留下了印记，朱莉和埃文德几个月后的重逢被设计为充满童话般的迷人魅力，当这对情人在奥斯陆街道上嬉戏追逐时，他们周围的世界全部冻结了。很快，她毫不犹豫地轻松地甩掉了阿克塞尔。
然而，《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力量并不在于这种更为理想的关系的最终实现，它暗示了一种取决于感情对象的浪漫价值观等级。当这对更具波西米亚风格的新人搬到一起时，影片营造出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它再次用朱莉与阿克塞尔同居时一样灵活的剪辑节奏描绘了他们的“蜜月”期。然而，尽管她的新关系与前一段关系不同：她和埃文德都从事客户服务工作，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分享迷幻蘑菇；他们的公寓更小、更邋遢、更混乱。但朱莉最终还是变得烦躁、易怒和无聊。当朱莉得知阿克塞尔被诊断出癌症重新与他取得联系时，提尔预告了一种传统的回归；毕竟，也许他才是她的真爱。但这种可预见的叙事可能性与其说是一个解决方案，不如说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建立的亲密关系不会在正式到期后简单地自动消失：无论好坏，它们都会作为对可能发生未来之事的沉思伴随着我们。
提尔放弃了等待他主人公的最后清算，而这正是影片标题昭显的重要组成部分。朱莉之所以似乎被定义为“反派”，正是因为她摈弃并混淆了人们对女性如何追求性自由和浪漫情感的预期。用一个充满争议的词来说，她的“赋权”是建立在欲望的原则之上，而不是其对象或满足——一种追求不竭欲望的放肆，拒绝被束缚，拒绝对异性恋的要求或禁止性的内疚感进行任意问责。因此，“最糟糕”的人是飘忽不定的，她的感觉是不确定的，她的目标和欲望是易变的。提尔尊重这种轻浮，通过推进式的叙事节奏、特选的音乐和幽默来赞美朱莉生活中存在的短期活力，同时仍然为充满情感的“重要时刻”留出空间，虽然它们确实为审视朱莉提供了一种视角的变换，但从未给人一种最终或结束的感觉。
然而，尽管影片对欲望、亲密关系和个人成长的观点上采取了渐进的方式，朱莉还是有某种可塑性。在与阿克塞尔的朋友们共进晚餐时，她因哀叹女性生理功能（月经、性高潮等）相对于男性的污名化而被斥为女性主义者，这个场景感觉足够真实，但也指出了提尔的电影与最近流行的女权主义电影和电视节目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些电影和电视节目将这些身体现实作为所谓的“激进”议程的一部分来炫耀，而这些议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女性也可以是混乱的”这一惊人的启示开始和结束的。这部电影接近于这种非常现代的陈词滥调，并与一种更为古老的女神崇拜结合在一起，尽管这位47岁的电影人有着明显的好意，让他所推崇的女主角自始至终都让人觉得不太真实。朱莉天赋异禀，学业优异，只因为入学的难度和排他性而申请医学院；她一时兴起写了一部病毒营销式式的#MeToo题材讽刺小说；她抛弃了男人，但自己却从未被抛弃；她拥有似乎无尽机会的特权，可以随意追求（或不追求）。对于现代男性女权主义者来说，朱莉简直就是理想的梦中情人：一个被伪装成“千禧一代”模范人物的自由女性的幻想。
｜原文发布于《Cinema Scope》2022年1-2月刊（总第89期） PP.7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