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李（Mike Leigh）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电影生涯中经过六年的中断后，随着《残酷真相》（Hard Truths，2024）的上映而告一段落。从影片的开场镜头可以看出，我们又回到了李的故土：伦敦当代郊区的一条街道，镜头缓缓扫过一排整洁但不富裕的家庭住宅，背景音乐是李的长期合作伙伴加里·耶尔森（Gary Yershon）创作的沉思弦乐作品。在接下来的97分钟里，我们将进入两姐妹潘西（玛丽安娜·琼-巴普蒂斯特 Marianne Jean-Baptiste 饰）和香塔尔（米歇尔·奥斯丁 Michele Austin 饰）及其家庭生活，观察到潘西那难以控制、无处发泄的愤怒给所有人带来的情感压力。（香塔尔对她绝望地说道：“你为什么不能享受生活呢？”）琼-巴普蒂斯特的表演支撑了整部影片，但正如李所有的作品一样，这种表演是嵌入在一张厚重的关系和观察的编织中——这是演员们通过数月的合作即兴创作所塑造的角色及其世界的结果。
如果说肯·洛奇的电影是典型的厨房水槽式戏剧，那么迈克·李的作品则更像是水壶、沙发和门廊的戏剧；他的作品不受传统叙事电影的约束，角色的生活从开场到结束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即便是他晚期的一系列历史剧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强调人类经验的积累，构成我们随口提到的社会变革。在《维拉·德雷克》（Vera Drake，2004年）中，这种积累体现在战后英国女性生活中残酷限制所导致的无法持续的紧张局势，因为她们开始在家庭之外承担新的经济角色；在《特纳先生》（Mr. Turner，2014年）中，展现的是19世纪上半叶随着文化市场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种全新的视角；而在《彼得卢》（Peterloo，2018年）中，表现的是工业化催生出一种新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政治形式的出现。
对于那些年轻到未曾在影片初次上映时观看过迈克·李当代戏剧的观众来说，像《厚望》（High Hopes，1988年）、《赤裸裸》（Naked，1993年）和《秘密与谎言》（Secrets & Lies，1996年）这样的影片，传达出一种时间和地点的感觉，可能与他的历史剧作品一样遥远。这些影片揭示了撒切尔主义下的疏离感，以及在国家社会结构变形、逐渐紧张时，努力维持美好生活的艰难。对于未来有兴趣了解2024年在李的世界角落里生活的感觉的观众来说，《残酷真相》将带来同样的感受；至于现在，只需说它捕捉到了构成现代英国生活的复杂冲突与温情交织的网就足够了。
我在这部电影于今年纽约电影节举行美国首映之前，通过Zoom与李进行了交谈。
《残酷真相》被誉为您在《彼得卢》和《特纳先生》这几部历史剧之后重返当代社会现实主义的作品。然而，纵观您的整个职业生涯，似乎历史和当代题材一直在您的作品中共存。您是否将《残酷真相》视为回归您早期电影的一种类型呢？
我完全不这样看，因为我所有的电影都是一体的。即使在像《酣歌畅戏》（Topsy-Turvy，1999年）、《特纳先生》、《彼得卢》和《维拉·德雷克》这样的明显的历史剧中——以及《职业女孩》（Career Girls，1997年）前半部分，它设定在1986年——我仍然在探讨相同的核心主题，即人和社会。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碰巧选择了历史事件来进行探索，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与其他作品共享相同的精神：探讨人类的本质，探讨我们真正的样子。所以，如果要我诚实地说，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类型的回归，除了在最基本的层面上。
就您作品中的相似性而言，《残酷真相》感觉最接近《厚望》和《一无所有》（All or Nothing，2002年），介于前者的轻松和后者的悲伤之间。玛丽安娜·琼-巴普蒂斯特的表演十分出色，带有一定的喜剧感，但没有笑点或宣泄；没有情感上的释放。在我参加的放映中，笑声在后半段逐渐消失。现在比您职业生涯初期更难拍摄关于英国的喜剧吗？
嗯，生活本身既是喜剧也是悲剧。这部电影中的喜剧和悲剧元素在我所有的电影中都存在。毫无疑问，它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当然，你可以说我的电影属于一个独特的类型——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家族。但我想说，在我拍的20多部电影中，没有两部是完全相同的。每一部都有其独立性。但所有的电影，无论如何，我希望可以说，它们都以真实的方式看待生活，因此不可避免地既是喜剧也是悲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如此。有人说：“哦，你显然是故意让前半段成为喜剧，然后再改变基调。”我完全没有那样做。我是说，这只是事情发生以及你对其感受的自然结果。笑声消失是因为它不再有趣，基本上是这样。但我想说，影片中没有任何时候你所看到的东西仅仅是喜剧——不仅仅是玛丽安娜扮演的潘西这个角色，而是整个角色和关系的光谱都是如此。
人们经常问您关于排练过程和电影中的即兴创作，但场景选择似乎也对角色的塑造至关重要。在创作过程中，您在什么时候决定场景设定呢？
这其实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我是说，你创造了角色，并让他们存在，发明了他们的背景，逐渐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住在哪里，等等。当然，这不仅仅是我与演员们的合作，也是我和演员们与制作设计师、服装和化妆设计师的合作。我们真正一起合作，讨论角色住在哪里，角色会有什么。大多数演员都会告诉你，他们不仅是在片场第一次遇到与自己角色“结婚了40年”的另一位演员，而且还会置身于一个应该是他们角色的自然环境中，但与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而我们显然处在光谱的另一端。在这部电影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潘西的房子反映了她的偏执、对事物、植物和昆虫等的恐惧，而她姐姐香塔尔的公寓则是对色彩、光线、植物和欢乐的庆祝。对我来说，这就是重点所在。当然，我曾经接受过演员训练，也上过艺术学校，还去了伦敦电影学院，所以我既是一个视觉崇尚者人，也关注人类行为。因此，对我来说，你所提到的乐趣在于场景的呈现方式，不是装饰性的，而是如何实际描绘生活——我们拥有的东西以及我们如何使用它们。
选址的选择确实非常关键。你还记得，在《赤裸裸》中，那些女孩（由莱斯利·夏普 Lesley Sharp、卡凯特琳·卡特利吉 Katrin Cartlidge和克莱尔·斯金纳 Claire Skinner 饰演）住的公寓位于一个新哥特式的建筑角落，那个地方是在达尔斯顿（伦敦东区的一片区域）。设计师艾莉森·奇蒂（Alison Chitty）非常出色，她不断带来各种公寓和公寓楼的照片。而我一直在说不。因为我对这部电影有一个构想，我说：“不，它必须要有一些边缘感，不能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公寓楼。”然后他们拿来了这张照片，你知道的，看起来像是查尔斯·亚当斯的作品。它处在一个尖锐的角落上，你可以从不同角度观看它，还有那些通向它的台阶，所以我说：“哦，太棒了。”就这样。所以这都是电影制作的乐趣之一。你知道，那些历史剧的一大乐趣就是创造这些世界的外观。
您最近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为这部电影找到资金比为《彼得卢》要难得多。如今拍摄现实主义戏剧的条件如何？不仅对您，对其他对类似项目和实验性方法感兴趣的导演来说，情况如何？您担心吗？
嗯，拍历史题材的电影时，我们可以对投资者说：这是关于特纳的，关于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关于彼得卢大屠杀的。但通常我会说：“我不能告诉你任何具体内容。我不知道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什么，因为我们会在制作过程中找到答案。我也不能讨论选角，而且在我们拍摄时请不要干预。”多年来，我很幸运找到一些愿意说“好吧，继续吧”的人。尽管我问过的大多数人基本上都告诉我们去“见鬼”。但情况变得更糟了。现在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参与一个他们无法干预的项目，无法根据他们的研究或算法等进行调整的项目。虽然我能逃过一劫，而且将继续这样做，尽管预算很小，但年轻的电影人往往因为这些顾虑而被拒绝，或者被晾上好几年。
这些年来我非常非常非常幸运。我们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为BBC制作电影时，基本上那是唯一发生创造性电影创作的地方。你进去，他们会说：“好吧，我们不知道这部电影的内容是什么，这没关系；这是预算，这是交片日期，去拍吧。”然后各种极具创造性的事情就会发生。这正是我对新一代和年轻电影人，无论他们是否是现实主义者，感到担忧的地方。我希望人们能够按照他们想要的方式去探索他们想要探索的东西。
《残酷真相》在多伦多首映，现在正在纽约电影节上映。它的反响如何？您那些如此关注英国及其民族性格的作品，通常在国外的反响如何？
它还在圣塞巴斯蒂安展映，令人有趣的是，这三个地方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充满热情和欣赏。这包括在西班牙，影片配有西班牙语和巴斯克语字幕，观众的反应也一样：同样的笑声，同样突然的寂静，三个地方都如此。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在遥远的过去，在《暗淡时刻》（Bleak Moments，1971年）和《厚望》之间，我们曾有一段时间想拍摄故事片却无法实现。那段时间我在拍摄电视电影和戏剧，有一次我去见一位住在伦敦的美国制片人——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做的事情，这很棒，但你永远不会拍故事片，因为故事片必须在美国奏效。而你的作品绝对不会，因为（美国观众）根本不知道你的电影在讲什么。”而那个预测完全错误。从《厚望》开始，我的电影在美国观众中非常成功和受欢迎。
因为这些电影是关于人类情感故事的？
当然，当然。观众与电影的真正内容产生共鸣。你知道，我曾去日本为《秘密与谎言》做宣传。在我去之前，有人说：“嗯，你知道的，他们可能对一个黑人女性和一个白人母亲这样的情节不太适应。”所以我问发行商：“你认为这部电影在日本会如何反响？”他回答：“这是一部非常日本的电影。它关于家庭、秘密和谎言，关于隐藏的事情，这非常符合日本文化。”所以，事实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