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女孩》：达内兄弟最激进的电影

片名中的“女孩”，既是在默兹河边被发现的黑人妓女的尸体，又是这位年轻的拥有美好前程的女医生——因此面临着一个黑洞：对她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为什么她要这样做。

这部达内兄弟的新片，在法国院线上映的版本同戛纳电影节放映的略有不同，这可能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大胆、最激进的影片。这是他们自1996年《一诺千金》（La promesse，是他们作为导演执导故事片的开端）以来的第八部长片，《无名女孩》（La fille inconnue）将他们所有的作品进一步激进化了。这种激进主义存在于影片的输赢和影片的游戏之间。

简尼是谁？她没有父母，没有朋友，没有爱人。她不是通常小说和电影中所谓的“人物”，她是一个形象。是一个伦理问题的关键形象，同时也是，责任的关键形象。

感人的紧张氛围贯穿至影片始终，游离于刚才概括的抽象问题和具象的体现之间，阿黛拉·哈内尔饰演的简尼如此的生动。

没有人对她要求什么，除了让她重新学习急救医学课——只有她无法释然。她就像《何处是我朋友的家》（Où est la maison de mon ami?，1987）中那个小男孩阿穆德（Ahmad），准备好面对一切障碍，在他人的淡漠和敌意中，实现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达内兄弟的影片可以说是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的某种变奏。这种变奏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为接近，前者聚焦在成人身上，比起孩童的弱化距离，前者的象征性也是它令人不安的来源。

她的身体既优雅又坚实，她的语调、她的姿势中同存着矛盾的性格特质（职业能力、担忧、决心，甚至是执拗、犹豫…）她既是女性化的、男性化的、孩童的，同时又是坚强的、脆弱的，因而创造出一种真实的人性化的存在，除此真实外，更加惊艳的是演员似乎从来不在表演中。这都是阿黛拉的功劳，她奠定了电影的基调，所有的表象、所有的本能都保留在激进性中——这不仅让她戛纳失利，也对她今后的发展有损。

达内兄弟一直颇受各种电影节的青睐，但此次却没能摘得奖项。尽管如此，加上阿黛拉的精彩演绎《无名女孩》也是达内兄弟从业以来完成度最高的影片之一。

诚然，达内兄弟一向喜欢关注我们称作“人性”的东西，（当涉及到人类的时候）而去拍摄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和人物，然而真正使得这些地方和事物富有意义的是《一诺千金》中杰瑞米·雷乃（Jérémie Renier）的摩托车、《罗塞塔》（Rosetta, 1999）中艾米莉·德奎恩（Émilie Dequenne）的那双胶鞋和那个酒瓶以及《他人之子》（Le fils, 2002）中奥利弗·古尔迈（Olivier Gourmet）的那些工具。正是这些东西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它们在叙事中的实用价值，同时这些工具也承担了联结和分离的作用。

在《无名女孩》中有个关键性的东西，是密钥。

在达内兄弟的职业生涯中，总有一种宗教道路的指引，正如达内兄弟电影中的十字路口——简尼必须不停地跨越这些可掌控的障碍（她自有密钥），可她也困在这种种之间，制造出隔阂、孤独，切断了与他人的联系。即使是医生、警察、甚至是父母和邻居，在某种程度上，都比她做得“更好”。

达内兄弟采取了极度野心的方式将分离的社会主题和关于责任的伦理主题结合在一起。只需看影片上映时的各种海报便可知：到处都是这两种主题之间的差距以及这种既分离又联结的中介的具化表现。医用手套、听诊器、手机以及其他事物，它们提供了接入口，在保有实用价值的同时，也会打乱某种常态。

一个相互混杂的、更加猛烈的世界的侵入，这些都发生在极端蛮横的那一幕——当非洲的皮条客威胁简尼时。这一幕的暴力，远远超过其威胁本身，在于强迫她摇下车窗；在“威胁”之下，她做了她不该做的事情（不给黑人女人开门）；结果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更加广阔、更加不幸的世界里，比起她平常接触的，并在其间奋起反抗的世界更加艰难。

这里，政治问题并入了场面调度的问题：身体之间、生命之间、社会状态之间、心理状态之间、语言之间的距离到底是什么样的？既然都是必要的，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距离、什么样的联系？除了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之外（少数几个大师之一），很少有导演懂得用如此感人、生动、具体的方式，去深刻地探寻：如何在社会中生存以及与他人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