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Ruben Östlund）的《悲情三角》（Triangle of Sadness，2022年）承袭了其前两部电影《游客》（Turist，2014年）和《方形》（The Square，2017年）对于欧洲中上层社会以及艺术和时尚圈的深刻洞察力，清醒而犀利地描绘这个财富、颜值、权力互为因果、互相交换的世界。标题“悲情三角”是时尚圈对于鱼尾纹的代称，电影开头的模特试镜过程中，年轻俊美模特的脸孔和身形在不合乎自然法则的苛刻标准下被审视评断，而昂贵品牌和平价品牌对于模特儿的悲欢表达的刻板歧异在奥斯特伦德的嘲讽里真实地令人发噱。其中的过气男模卡尔（Carl，哈里斯·迪金森［Harris Dickinson］饰演）和他的超模女友雅雅（Yaya，查尔比·迪恩·科里克［Charlbi Dean Kriek］饰演）晚餐后因为谁该付帐引发了关于性别和权力的激烈争吵，也开启了之后涵盖了社经全光谱中无所不在的权力斗争作为哲学思辨主题。卡尔和雅雅以网红的身份被邀请登上豪华游轮时，我们也一起进入了一个狭窄的空间，里面是残酷的贫富分化的缩影；一掷千金的超级富豪和工人阶级的船员同住在同一条船上，也是同在一条船上的蚂蚱，而当船倾覆时，权力关系也被全面颠倒，他们在荒岛上的求生就像是社会实验的安全空间，在那里，金钱变得一文不值，但美貌可以换取食物。
《悲情三角》是奥斯特伦德的第一部英文电影，视角范围从瑞典、欧洲扩大到全球，以一种更直白、更具闹剧氛围的方式开展现实的荒谬。与《方形》一样，他以最奢华、最张扬的形式展示了美，然后再无情地揭开了美下的丑，以及虚伪外表下的道德堕落。在我们的世界里，美是一种货币，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货币购买，奥斯特伦德的电影所质疑的正是所有货币的模棱两可和不堪一击。我们既盲目迷恋货币，也无时无刻不被其破坏性力量轻易摧毁。《悲情三角》对人类行为在一个精心划分的空间和环境中进行探索，看上去挑衅、戏谑，细究之下却是悲伤地无所遁逃。
奥斯特伦德在萨拉热窝电影节获得了“萨拉热窝之心”荣誉奖，并以《悲情三角》拉开电影节的序幕。他在专访中谈论他的每部电影里都会出现戏剧性冲突的晚餐场景，以及隐藏于美之下的丑。
陈韵华（以下简称“CYH”）：你所有的晚餐场景都出了事，你对晚餐有什么不满呢？
Ruben Östlund（以下简称“RÖ”）：我知道，晚餐过程里总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是吧？我对围绕晚餐展开的各种礼仪很感兴趣，特别是当涉及到精美的晚餐、高级餐厅等等，我对豪华大餐有很大的意见，我们总是有很多关于应该如何吃饭的预期等等，在这些情况下，能够挑衅那些参与晚餐的客人，是很有趣的。你如果开始以非预期的方式行事，他们的跌落幅度就会更大。
CYH：豪华晚餐、电影圈、艺术界、时尚圈……这样的环境也是你非常熟悉的环境，这是不是某种程度的自我嘲讽？
RÖ：是的。如果我拍的电影都是关于中上层阶级有多美好，那会很奇怪，对吗？我认为我的电影是在试图引发我自己的问题，或者也许有一些场景是源于我所经历的、或别人告诉我的情况，让我思考了某些类型的问题。这就是我在写剧本时想要使用的那种 “核心内容”。所以，这确实是在把我自己逼到角落里，让我对自己提出问题。但我不太理解的是人们常说的 “自我嘲讽”，因为电影是虚构的，我并没有刻画任何真实的人。对我来说，做虚构的电影时对人物苛刻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尤其是与新闻媒体不断剥削人的方式相比之下。我们为什么不去指责新闻媒体嘲讽了真实的人呢？而且，正如我多次说过的，我认为我的电影中许多角色设置和场景处理几乎像是一种社会学实验；社会学是如此博大精深，因为那是一种试图解释我们的行为模式的方式。当我们处理社会学时，我们不指责个人；在社会学里，我们试图把矛头指向背景环境、上下文。
CYH：很多电影人在丑陋中寻找美，而我觉得你在做相反的事情，在美中寻找丑陋。你对美这个概念有什么看法？
RÖ：这是个很困难的问题。很难说什么是美，因为它是与时间有关的东西。我的意思是，人类对美的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例如，你看室内设计等等。也许有一些实际的 “美 “与我们人类有关，像是对称的脸被认为是美的，而我们会觉得，哇，我们很想重现这样的美。在电影《悲情三角》中，我对美也很感兴趣，因为它是骇人的，因为当我们处于社会环境时，美设置了等级制度。一个漂亮的人一走进来就会立刻改变房间里的气氛和能量。而且，美貌的能量是会消逝的，这也很有趣。有些人进来时是非常美丽的人，可是一旦这个人开始说话或社交，你就会开始想，也许这根本不是我对这个人的预测。一个在东柏林长大的人跟我说过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他的有趣经历是，柏林围墙倒塌后，他来到了西柏林，第一次看到香水的大幅广告，广告上有一个美丽的女人横躺著，拿着香水瓶。他立即感觉到，为了获得与她接触交流的机会，就必须与金钱有关，有了钱，就可以买到在她旁边的位置。对他来说，接下来发生的，是他的性欲就这么死了，他感觉不到任何性欲，这种理解带走了他的一部分性需求。
CYH：在《悲情三角》中有一长段关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讨论。你是否觉得我们现在很少有机会能够进行这种对话，因为意识形态的界限变得如此模糊了？
RÖ：我对这种讨论很感兴趣，因为在80年代我成长的环境下，我开始意识到描绘世界的不同方式，我非常关注西方阵营和东方集团，以及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我的母亲在60年代转向成为共产主义者，现在仍然是少数几个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之一。我们在家里不断地进行政治讨论，我对这些政治讨论的感觉是，几乎感觉就像两支足球队，你是为东方集团欢呼还是为西方阵营欢呼？很快你就会意识到，这种处理政治、管理社会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如果社会主义者不能承认资本主义带来的优势，那就很奇怪了；自由市场有很多优势。然后自由主义者和资本家也必须明白，社会主义是可以给社会带来真正益处的，而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可能对社会产生非常糟糕的影响。但是，当你听今天的政治讨论时，总像是捍卫你支持的足球队一样，而不是一起讨论我们应该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喜欢那个俄罗斯寡头在电影中朗诵出来的那本书，鲁特格尔·布雷格曼（Rutger C. Bregman）[1]荷兰历史学家和作家的《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Utopia for Realists: And How We Can Get There），我认为这本书非常有趣，审视我们在管理社会时应该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我们被困在什么样的模式中，而他也谈论很多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问题。
CYH：在《悲情三角》中，权力关系在一次沉船事故后才得以翻转。我们是否在动荡的世界政治中，正在走向沉船呢？
RÖ：实际上，我不这么认为。我想这会是个很慢的进程，我们很难可以看到。当然在媒体上，我们觉得灾难每天都在发生，气候变化等种种问题，这也许都是事实，也许比我们所理解的都更为强大。但是当一个文明正在瓦解或衰落的时候，实际上走得很慢，例如，罗马帝国的衰落。当历史学家谈论这个问题时，他们说，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最后，罗马不再是欧洲的中心或世界的中心了，权力慢慢地转移，去了别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资本主义的结束并不会像好莱坞电影所描绘的那样。
CYH：拍摄电影里沉船后的部分，是不是很好玩呢？
RÖ：拍摄是很有趣的，但也很困难，因为我不想往荒岛生存电影的方向走，我不想把重点放在他们如何努力寻找水和生火有多难上。当我开始在那种环境下拍摄时，许多影像都非常接近电视真人秀《幸存者》；它们会让你想起这种影像。而我想远离这种情况。所以，这无疑是一个挑战。对我来说，我一直对进入一种先进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感兴趣，在艺术界、在时尚界，然而，当你来到像荒岛这样简单的东西，一切就变得更加黑白分明。这是关于适者生存的问题，关于我们今天是否有鱼，关于我的肚子饿了。因此，在这个环境中，我可以投入的零散信息变得少的多了。
CYH：可以谈谈选角的过程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际演员阵容，电影最后面的灵魂人物是曾在拉夫·迪亚兹（Lav Diaz）的电影里演出的菲律宾女演员多莉·德莱昂（Dolly de Leon）。
R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选角，我也很喜欢选角的工作，很多时候我自己参与选角过程，因为可以让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剧本的东西，也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扮演不同角色的东西。在做即兴表演的时候，我喜欢自己扮演这些不同的角色。我们基本上在世界各地都进行了选角，在菲律宾马尼拉，还在柏林、洛杉矶、巴黎、伦敦等地选角。至于应该让谁扮演这些不同的角色时，我是相当开放的。当然，我希望有来自菲律宾的人扮演Abigail的角色，因为事实上，有许多菲律宾人在游轮上工作，他们的工资往往不高，或者至少比其他船员的工资低很多。因此，我们去了马尼拉，并在那里进行了选角，当时试演了Abigail掌握群体中权力的那场戏，而她是以一种非常直接、诚实和真切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在即兴表演回合中的这些不同的设置。我认为在人们看到这部电影之后，她肯定会得到很多关注，而她绝对值得这样。
References
| ↑1 | 荷兰历史学家和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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