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lly Kraicer在 《Cinema Scope》 41号上刊登的对于陆川的《南京！南京！》的攻击（中译文链接）是我看到的误读最严重的文章，上一次我看到这样的误读还是有人说三池崇史的《拜访者Q》是对于核心家庭的支持。鉴于日本右翼现在正试图以任何方式阻止陆川的电影在东京上映——显然也会对电影在北美以及其他地区的上映计划起到冲击——我想要提出我完全不同的观点。我并不想纠缠于Shelly错误的逻辑以及陈词滥调的修辞——或者他对于李缨自称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情书”的《靖国神社》奇怪的热情（译注：李缨的原话是“写给日本的情书”，意在拍摄一部给予观众思考空间、而非“拳脚相加”的电影；详情可见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对李缨的采访）——而且他以他开阔的视野发现的问题“许多叙事电影试图操纵观众的情绪”似乎不值一提。我只想将《南京！南京！》从他自说自话的误读、支支吾吾和含沙射影中解救出来。
我们就分条陈述以节省时间：
•Shelly提到了之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但没有指出陆川的电影与他们相比有什么不同。除了方令正杰出的《川岛芳子》中关于南京的充满讽喻的镜头之外，我所看过的其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都非常糟糕：拙劣地催泪，在受害者的身份中无法自拔——应有尽有。陆川的电影首先是对这种表现南京的传统的纠正。陆川是第一个试图从客观的角度来表现南京的中国导演。他也试图给出某种冷静的思考，但这并不代表他要回避暴行以及暴行所激起的痛苦。
•Shelly声称这部电影结合了“斯皮尔伯格式的战争崇拜”以及“中国烈士电影传统”并且认为国民党军官陆剑雄是一个典型的英雄／烈士。（陆剑雄由刘烨扮演，他被Shelly讽刺为“大众情人”。）这完全没有读出电影的讽刺意味。电影对陆剑雄的塑造当然带有很多英雄的痕迹，这一方面是因为角色希望自己是这样一个形象，但他的挣扎从一开始就显得毫无用处。他带领的是一支临时拼凑的、武器装备不足的抵抗小分队，队中有孩子和老人，人数上完全不及日本士兵，而他们伏击日本先遣队的努力最后也是一场空。在他不可避免地被逮捕后，陆剑雄决定为其他战俘做一个好榜样，用勇敢的姿态走向死刑。但我们没有看到他死去的样子，他成为了成千上万具不可辨认的尸体中的一个，直到后来有人好心地合上他怒瞪的双眼。另外，在电影开始45分钟之内这个角色就死了。Shelly啊，你有没有听说过突降法（bathos;译注：说话或写作中从有重大意义的精彩内容突然转入平淡或荒谬的内容）？刘烨几乎没有台词的演出恰恰是十分优秀的表演，非常巧妙地结合了外在演技以及内在的绝望。
•Shelly确信影片的许多情节是通过日军中士角川的视角来展现的，理论上我们应该对他产生认同。他的第一个观点就完全错误，而第二个观点又非常让人困惑：为什么有人要认同一个不成熟的、处男一般的空想者——第一次带上安全套的时候就早射、然后决定那个善良的慰安妇百合子以后会成为他的妻子的这样一个角色？Shelly看到的是“电影的焦点早早地转向了”角川。在陆川所拍的这部电影里，角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银幕上出现的角色，在开头与结尾他都沉浸在自己的白日梦里。在影片结尾，他坐在木桶浴盆里，想像自己放走了两个中国战俘，然后开枪自杀（译注：在浴盆里的是木幡龙饰演的伊田军官；角川放走战俘、开枪自杀是发生在剧情的“现实”中的）。Shelly可能会认同这样一个角色，但我想他不属于大多数。
•Shelly想要施舍式地赞扬陆川的《可可西里》，说它“展现了初级的政治意识”，看到他说这样的话你脑子里总会浮现出“玻璃房子”、“石头”这样的词（译注： 取自“住玻璃房子的人不要对别人扔石头”的谚语，意思是自己有软肋的人不要轻易指责他人）。Shelly指控《南京！南京！》是一部偷偷摸摸的软性政治宣传片，用某种方式宣传党内某个派别的态度或政策。但种论调怎么与电影经过了五年的挣扎才得以完成的事实相洽？（影片一开始计划在2007年，即大屠杀七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推出，但最后拖延了两年。）或者怎么解释陆川自己所描述的，2005年他着手这个项目的时候天真地想要拍一部忠诚赞歌式的战争电影，却在花了两年的研究之后发现自己的观念被“彻底颠覆”？电影与不论哪派的政治家一唱一和的证据在哪里？我觉得Shelly应该告诉我们。
•Shelly仅仅赞扬了陆川“使用当代电影技术”以及“制造流畅影像”的自信，但又批判这些特质，因为电影并不像泰伦斯 • 马利克的《细细的红线》据说的那样有着反躬自省（self-reflexive）的素质。他说陆川从《拯救大兵瑞恩》的“战争崇拜”中“转向”《辛德勒名单》，用象征性的救赎把南京大屠杀强行塑造为中国版的犹太种族屠杀。Shelly没有明确地说，但他似乎认为“斯皮尔伯格”和“好莱坞”是近义词，而陆川的错在于跟随了斯皮尔伯格的脚步将观众震撼得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从而把意识形态当作“历史”。我不想要在这点上多作文章，但我必须说这是屁话。事实上《南京！南京！》尽量避免了自命不凡的说教，而且它“流动”(floating)的结构——让焦点间歇地在一系列主角之间转移、同时又不断地回到全局（the bigger picture）——让这部影片完全不同于任何好莱坞影片。（虽然这与陆川早年的《可可西里》十分相似。这部电影同样有技巧地展示了一系列得与失，而且自始至终试图给予角色“心理深度”。）影片中重复的、有节奏的蒙太奇呈现了冷漠的围观者的面孔，都旨在展现“全局”，实际上这让人想起20年代前苏联的蒙太奇实验而不是任何美国电影，哪怕是支持共产主义者的电影如刘易斯·迈尔斯通的《北方之星》。给Shelly留个功课：看一下唐·希格尔的《突击魔鬼岭》以及对塞缪尔·富勒的《铁血军营》的导演剪辑版，然后再来谈论好莱坞怎么重现战争。
•他认为最近很火的《建国大业》（与陆川的电影不同）具有一种“天才”的特性，因为它带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庸俗（ kitsch）——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是可耻的。最最至少，这代表了他抛弃了评论者的尊严。这让我想起职业中国观察家如白洁明（Geremie Barme，澳大利亚学着）以前曾经沉迷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影所具有的“革命式的庸俗”(revolutionary kitsch)——当然，直到他们意识到，记住毛时代及四人帮夺权之后所付出的巨大的生命代价才更加具有政治意义。
•作为北京的长住居民，Shelly可能察觉到中国不经选举而产生的领导人（对一丁点儿都非常敏感）几年前决定停止宣传毛时代口号或者共产主义口号，以为其统治增加合法性，并决定以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作为替代品。领导层所有的派别都是这么做的，包括温家宝主席和胡锦涛总理（译注：此处疑为讥讽Shelly在文章中力图表现对中国政治的熟悉）。我们看到了这种转向的成果，海外中国留学生在奥运会火炬世界传递的过程中殴打支持新疆／西藏的抗议者便是一例。Shelly似乎并不认为在其初始阶段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之后，《南京！南京！》遭遇到的攻击与电影不肯向新民族主义浪潮低头有关系。没有人在看《南京！南京！》的时候会认为这是一部亲日的电影；电影表现了日本士兵犯下许许多多的战争罪行，而且并不哗众取宠，也并不试图用奇观刺激人产生愉悦的共感。陆川决定把一个天真的日本士兵作为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主角，这缓和了以前的电影中与屠杀有关的民族主义的冲动（如吴子牛糟糕的《南京大屠杀》）。在攻击陆川的电影时，Shelly似乎和他在中国电影圈中的民族主义朋友团结了起来。我的观点是，面对这些人愚蠢和不诚实的攻击，这部电影应该被维护。
祝好
托尼·雷恩
译者： lesleygreytear（cinephilia翻译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