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恶魔确实存在于这个世界，那么它未必意味着混沌、暴力和疯狂。因为这些属于我们能够直观感受的层次，而堕落天使身居属灵的层次，仅仅关注他所带来的表面效果是不足以了解他的。恶魔很可能就隐蔽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理性思考”和文明背后。
以目光作为诱惑的工具，将男人带入死亡之地，斯嘉丽扮演的女主角正如希腊神话里面以目光将人变成石像的梅杜萨。
在这部电影中，斯嘉丽扮演的女主角最终超越了人体的局限性，与万物同在，可以变幻成任何物体或者能量之流，真真正正地实现了无处不在，成了真正意义上全知全能、无处不在的神。
贾樟柯的短片《无用》 （Inutile, 2007）是他的“艺术家三部曲”的第二部，这部短片的标题“Inutile”就是对时间的这种非功用性特征的极佳概括。电影中马可的装置艺术本身就是一个让时间得以展示自身的载体，从中我们得以观察到时间对衣物的作用。
列维纳斯认为伦理学是“第一哲学”，它的根源在于向他者负责的原初体验。这哲学首要关注的既非同一性（identity）也非总体(totality)，它们指示着从差异到相同（sameness）、从他者到相同者的一种暴力性还原——这是一种列维纳斯所谓战争的状况。
德勒兹思想的艰深之处部分是与他选择去忽视或绕开怀疑论的困境有关。在他生涯中，德勒兹始终如一地转向那些认为思考的主体和世界之间的划分在本体论上是不相干的哲学家们，因此他恢复了一种从笛卡尔（Descartes）导向巴鲁•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和弗里德里希•尼采直至昂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别样的思考之路径。
有两个原则性的概念可以将卡维尔所写的电影与哲学的联系起来。它们就是，分离的理念总是少于对同一个伦理学问题的重复，后者导致彼此之间的或多或少的时序性。这些跟任何严肃的卡维尔作品很贴近，这就是怀疑论与道德至善论的哲学冲突。
媒体是一种内在性的系统，它依赖于自身。作为一个抽象机器，它总是在生长着、扩张着和生产着：从最残酷和恐怖的到最美丽和崇高的。它总是生产和反生产。精神分裂分析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作为理解影像的内在性力量的一个过程和方法，我们为了操作它们而必须首先劈开（但并不击碎）它们。
萨特的《想象》(Imagination)与《想象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Imagination)对于哲学在超越人类的思想更新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它将主体性虚无化，回到对客体彼此之间变化的纯粹的知觉，而不是赋予某个影像以特权或者以其为参照中心（意识）。在萨特之前，柏格森已经对纯粹经验（非人的）感兴趣，“它高于以我们的实用性为向度的决定性的转换，这种实用性使经验变得更切近于人类的经验”（德勒兹，《柏格森主义》，第27页）。德勒兹肯定，人类的智性就是会将差异缩减为程度上的差异，而前者只能通过直觉对经验条件的考察中，通过“超越这个转换”（above the turn）而重新被发现。
德勒兹认为现代电影或战后电影真正实现了电影中的时间-影像。在详细考察这个问题之前，或许我们应该先看看德勒兹在电影方面做了什么和他对待电影的方法大抵开启了什么可能性。之所以要讨论这个德勒兹“方法”上的问题，只是因为他对待生命和思考的整体方法本身就反对任何认为我们应该以现成图式、问题或系统的方式来处理问题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