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今天的香港，以桃姐为代表的传统女仆早已丧失了存在基础。现在一提仆人佣人，绝大多数会反应到数目众多的菲佣，再不然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新闻事件，又或者有导演早已尝试改编社会新闻，消费菲佣题材。因此，桃姐的特别就在于她的身份，只侍一主，从一而终。
《10+10》就是台湾电影同观众在恰当时间节点上的黄金约定。所谓黄金，并不是说这些导演就才华横溢，足以自封。有胡金铨和杨德昌等导演的存在，台湾导演不得不高山仰止。黄金是说时间宝贵短暂，稍纵即逝。
就一部常规的爱情通俗剧而言，《艺术家》告诉今天的观众，很多时候台词对白并不是必需品。恰恰相反，它们经常是庸余的废话。当然，受限于形式本身，影片无法表现更多的戏剧冲突和人物内心，只能依靠演员表演和影像本身，深度欠奉。不过，这也跟导演选择表现好莱坞的古典主义时期有关系。
对很多台湾人来说，《赛德克·巴莱》的意义就是把历史课本上的一行字，变成了一部有血有肉还有“人头”的历史大片，算得上精彩好看。对华语观众来说，他们终于看到了气质不大一样的大片，技术出色、演员朴实，内容激荡，更能引起一定的反思。
《行歌坐月》把目光投向了不明的未来。这种不明既是没被点破的电影结局，也是杏要面对的人生命运。
《舞吧·卓别林》很容易让人想到文德斯的3D文艺大片《皮娜》（Pina）；五是从东方到西方的文化背景差异，比如双方沟通产生问题，还有如果细心观察，舞蹈部分能看到日本的一些影子。
《每日妈妈》里的家庭有点怪，全职老妈、调皮儿子、窝囊老爸，时不时会蹦出一些好玩点子和古怪问题。虽然都在讲生活点滴，影片却不同于正统的日本家庭剧，也不同于流俗的纯爱戏。否则，以这个有点悲伤的结局，《每日妈妈》大可以挖得更加深刻，再不然是恶狠狠地煽情一把。
以时间为坐标，2011年的《阳光姐妹淘》跟2001年的《朋友》形成了有趣的互文。无论故事发生在首尔还是釜山，二三十年的人生跨度，命运各不相同的朋友们，它们恰好构成了一组“韩国往事”。
《郎在对门唱山歌》展现了一段爱情残酷物语，有青春里的迷梦，更有成人后的残酷血腥。《郎在对门唱山歌》也不例外，影片为百万级别的小成本电影提供了良好案例，这里头有政府投的钱，说起来跟去年刘杰《碧罗雪山》差不多。虽有公家介入，然而电影规避了为之粉刷门面的要求，片中出现了茶、山歌以及老城，这些固然可以看做形象工程的一部分，同时又跟影片产生了良好的化学反应。
《伤心小号曲》成了两个男人的无声悲泣。很多人会以为影片是悲喜交加，有如悲伤小丑和快乐小丑的对决。但事实上，《伤心小号曲》把重心放在了悲伤上面，喜剧笑料经常让人笑不出来——就像赛奇奥的餐桌笑话，幽默得诡异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