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部是我去年拍的，我去找我妈和外婆，从我们三个人的回忆中去寻找自己的过程；《47公里》属于“饥饿计划”——我们大家都回到自己的村子，对我来说这是我父亲的出生地，而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远。
Interviews | 访谈
兰咪这个女孩，其实当时是在我们弄堂里面有的，但是我和她之间只是邻居，没有发生电影里这样的故事。
我觉得中国整个到基层都是经济挂帅的，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的感觉，就是让我用电影提升他们的地方知名度。然后有具体的要求，他们要保护老城，要我在老城里面拍，这个正好我也很喜欢。然后还要把他们的茶叶放在里面，诸如此类，这样硬性要求提了十几条我都满足他们，没有问题。包括里面的软广告。
赵晔：我是想说，首先，我当然不能代表所有导演，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内容上，我想说，参加了三届CIFF, 也不算一个新人了，南京真的对一个年轻导演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像我这样的，当年带着《马乌甲》来南京，什么都不懂，然后获奖之后真的在各方面都有多多少少的鼓舞，这跟一个导演的成长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所有人都需要肯定，不管你内心有多坚定后来有多成功。而这种肯定和鼓励，CIFF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了我。所以我也希望这个队伍可以更壮大，希望有更多新的、不同类型的同行可以加入进来。
芬兰黑色喜剧大师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aki）在《勒阿弗尔》（Le Havre）中颠覆了他过往作品中的悲惨基调，转而选择了童话式的乐观主义
我拍片时很少有完整的剧本的，都是有几页大纲便开始拍摄了。大概有五六页纸就开拍了吧。每天早上我都是第一个到达拍摄现场的，比演员们大概要早两三小时吧。带着笔记本和打印机，就在户外的桌子上写当天要拍的剧本。我的剧本都是这样完成的。然后演员们来了，第一场戏大概要用半个小时作品排演一下，然后就开始拍，再去下个场景，一天的成果都是这样完成的。其实演员每天都是不知道自己要拍什么的，只知道个大纲，但是都不知道去去什么地方拍摄，要做些什么行动，要讲些什么台词。
我的使命感也在所有尚未看過的內容，我不要預設立場，雖然我這麼喜歡費里尼、雷奈、高達、安東尼奧尼等人的電影，但許多我們不熟悉的也許也是很不錯的。就像光點國民戲院正在辦理的伊朗電影節，《收集眼淚的男人》影片構圖之美之棒，會比我們所有看過任何一部伊朗電影、西方電影都超出很多，但我們對這個導演很陌生，因此越是陌生的影片，我越是要去看。我不會因為許多導演還未成名就不去理會他們的影片，而是任何新的東西應該都要去接觸，一天到晚追逐大師沒有意義，為什麼我們不先一步去看出那些有才華的人的美好。
原版的下女给观众一种恐惧感，是那种你稍微碰她一下，她就会那种疯狂报复的角色。这样的角色似乎只存在于类型电影之中，让观众会产生于一种“我们现实之中真有这样的人物“的困惑。有点不够真实的感觉。我想我作品中superrich家庭怎么也不会请这样一位令人恐惧的下女的。所以为了让作品对于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进行更有力的抨击，我想到了那些没有希望，只能顺从于这个社会的小人物。
在选择电影类型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选择电影的主题。这一次选择的是复仇剧，或者可以说是惊悚片，我想探讨的就是复仇者与被复仇者相互关系之间的那种恐惧，我想把这其中的过程给展现出来。这是一部惊悚片似的复仇剧，又似乎某些层面过于空虚，过于残忍，所以我也自问，复仇究竟是什么样的伦理，人类体内的恶魔性是什么，是不是这样的复仇就是完全的复仇。复仇者完成复仇后，必定会有一方不再存在，复仇者真的达到了开始复仇时的那种目的吗？
Derek Elley（中文名艾德礼），从70年代开始观众中国电影，亲历了“第五代”、“香港电影新浪潮”、“台湾新电影”等华语片的创作高峰。40年来他撰写了大量华语电影的影评，并且向西方推荐了大量来自中国的优秀作品。在上海电影节的邀请下，Derek Elley成为了今年亚洲新人奖的评委，与岩井俊二、桂纶镁等人一起选拔来自全亚洲青年导演的新作品。作为一个英国人，Derek Elley对于中国电影的现状，有着客观、独特的解读。对于上海电影节的定位和水准，Derek Elley也有着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