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男性女权主义者来说，朱莉简直就是理想的梦中情人：一个被伪装成“千禧一代”模范人物的自由女性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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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它是如何发生的——出于天真、操纵、报复，甚至是另一种不成熟的变态形式——彼得打破了这个循环。他不是一个恋物癖者；他是一个工具的使用者。
虽然《记忆》可能无法“拯救”电影媒介——或者说，在这个初步复苏的时代，无论扶手椅上的评论家继续用什么可笑的标准来要求电影——但它就像爱德华多和罗马电影院的故事一样，让我对电影的未来恢复了一点信心。
我只想在一部剧情长片该有的时间里——在九十分钟和三个小时之间——讲述一个故事，或者任何其它什么东西。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电影艺术。
《阿索尔》最终对电影命名的主题进行了批判性的反转：那些被军政府绑架失踪的人的财产被分门别类、估值计算交易成现金以便存入银行。电影结尾对所有被占有的日常物品的估价和逐条清点，可能是作为对真相的无情揭露，也有可能是为那个时代的商业精英们对社会现状采取视而不见的一种救赎行为。
“只有现在仍然存在。此时此刻。”法兰西在影片结尾处说，“放下对未来的所有憧憬”。它的回归和《扒手》（Pickpocket，1959年）结尾处一样令人惊讶而又不可避免，当杜蒙最后一次将镜头推进赛杜进行脸部特写时，她提醒我们要对当下抱有感恩之情。
通过把“革命”这个词仅仅当作他们所描绘的时代语言，以便与我们这个甚至更为堕落的时代中贫乏的政治可能性意识相一致，两部电影都放弃了定格瞬间，而倾向于良性的麻痹。
约翰·赫特（John Hurt） 1940年1月22日——2017年1月25日
流浪是现代电影伟大的电影题材之一，但必须用细致、小心和表现力来处理。《无依之地》这部电影在自己的流浪中迷失了方向，完全脱离了现实。
电影是法斯宾德的镜子吗？电影是他通过他人视角观看自己的方式吗？也许法斯宾德通过别人发现自我。或许做自己不过是做任何可以成为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