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评《一次别离》

作者:GODFREY CHESHIRE
翻译:西拿费丽亚/校对:小双【CINEPHILIA『迷影网』翻译小组】

2011年2月,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关于婚姻的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Nader and Simin, a Separation)横扫柏林电影节,成为第一部夺得此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熊奖的伊朗电影,此外它还囊括了天主教人道精神大奖和最佳男女演员银熊奖。在法国,它于夏季上映,到秋季为止就已累积了近一百万的入场人次,比之前任何一部伊朗电影的五倍还多。回到祖国,它获得了下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法哈蒂的这部电影已然是十数年来伊朗电影在国际上最重要的一部批判性作品,而且从商业性而言,看起来会是伊朗电影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一次出口。

不论从何种方面来说,《一次别离》都确立了自九十年代以来伊朗之首位重要“作者导演”。虑及伊朗电影自七十年代以来的底蕴,可以说,任何一位优秀杰出的新天才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尽管这个说法当然也适用于法哈蒂,但他的这部新片却与那些知名的前作有着鲜明的不同。它的匠心独具,在我看来,和一个词语有关,也是去年9月纽约电影节上我采访法哈蒂时他不断提到的词语:复杂性。

《一次别离》是法哈蒂的第五部剧情片,它以复印机发出的光开场,机器正在扫描包括护照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文件。接着,从一个隐形的地方法官的主观视角,我们从正面凝视一对中上阶层的夫妻谈论着他们想要为何想要离婚。他们之间存在着紧张和愤怒,但没有明显的敌意。西敏(蕾拉•哈塔米Leila Hatami饰)想要移民,手上的签证的有限期只有40天。她要丈夫纳德(佩曼•莫阿迪Peyman Moadi饰)和她一起走。纳达也想这样做,但他觉得自己必须留下来照顾身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而他们十一岁女儿的存在则使得他们的窘境更加复杂。

法官问西敏为什么不认为孩子在伊朗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西敏回答说她宁愿女儿“不要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下”,法官问“什么样的环境”,但没有得到回答,因为回答也是不必要的。任何人都知道让一个有文化的中产女人想要离开伊朗的社会限制会是些什么。在九十年代的伊朗电影里,这可能会是唯一的主题:压迫,连中产女人都会受到的压迫。但对于法哈蒂,这只是背景,而非主题。在开头的这场戏里,重要之处在于,两个主角以端庄得体的普通人的形象出现,都为自己的立场提供了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哪个女人会舍弃梦寐以求离开伊朗的机会?哪个儿子会为这样的机会而抛弃自己患病的父亲?电影的情感复杂性由此开始,而观影者们也将被引导着对这僵局中的双方都产生同情。

两人同意分居之后,回到原来的住处。西敏一边忙着整理行李——她离开伊朗前会和父母住在一起——一边试着和她闷闷不乐的女儿特梅(Sarina Farhadi饰)谈话,却吃了闭门羹。特梅已经决定留下来和爸爸住在一起,她以为这样的话就能劝诱妈妈回来。西敏离开之后,纳德就得找个人来在他上班的时候照顾他的父亲(Ali-Asghar Shahbazi饰)。他请了一个虔诚信神的下层阶级的妇女拉兹(Sareh Bayat饰)。拉兹是和她年幼的女儿索玛耶(Kimia Hosseini饰)一起来的。拉兹马上就撞上了麻烦:纳达的父亲弄湿了自己的裤子却又不能自理。于是拉兹打给一个伊斯兰教的咨询电话,问说如果她帮他清理裤子的话会不会有罪。尽管咨询电话告诉她不会的,可纳达回家后,拉兹还是告诉他,她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份工,并建议他去请自己的丈夫霍贾(Shahab Hosseini饰)来接手。纳德去了,但看到那个坏脾气的霍贾由于欠钱被债主抓走之后,纳达郁郁不乐地回家了。

电影的关键此时出现:一天纳达早回家,发现父亲昏迷在地,他的一只手被绑在床上。当时怀了孕的拉兹已经丢下他,出门去办自己的事了。她回来之后,纳达火冒三丈,不仅呵斥她丢下父亲,还指责她偷了钱。当拉兹以“iman hossein”(字幕为“我们的烈士”)的名义称自己并没有偷钱。纳达揪住她的衣服把她狠狠推出了门去。(伊朗电影禁止出现男女间带有爱意的身体接触。尽管允许出现带有敌意的接触,然而出现男女扭打的一幕还是非常少见而足以令人吃惊)第二天,西敏和纳德听说拉兹流产的消息之后,奔向医院。拉兹让所有家里人,包括那个暴脾气的丈夫,相信正是纳德的那一推使得自己失去了孩子。很快纳达面临着法庭检察官对他的谋杀控告,而纳德自己,也准备控告拉兹谋害他的父亲。

在这之前,西敏和纳德在审讯之后回到家,法哈蒂展现了他充满预谋的精心设计的布景。这对夫妇在德黑兰的这套房子设备完善,房子的特点是有许多室内窗户和玻璃隔墙,这让摄影师Mahmoud Kalari 的移动摄像机能够在保持明显的与主角隔绝的同时,又能流畅地跟随他们,重新构图。这样的技巧,让人回想起诸如奥特曼(Robert Altman)的《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1973)和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的《站长夫人》(The Stationmaster’s Wife, 1977)这样的电影,它建立了一种符合电影中情感和道德冲突的视觉动态:当我们的目光从这一人物转到另一人物,并试着理解他们的想法和目的从而产生我们对他们的看法的时候,我们的立场也在不停地变化。剧情愈发复杂。电影的第一幕场景设置了丈夫与妻子、男与女、留在伊朗与离开伊朗之间的矛盾,而剧情随后的发展带我们走入另一对夫妻之间的矛盾,两对不同阶级夫妻之间的矛盾,甚至还有两个小女儿和他们长辈之间的矛盾。在描述这种关系和紧张情绪的过程中,导演始终使我们同情心保持着不过久地逗留于或彻底地偏向于某一方;而当电影步入它的结尾,情感的复杂性又随之增加了。

法哈蒂告诉我他起初是想拍电影的,不过他到德黑兰上大学时(他于1972年出生在伊斯法罕),被派去学戏剧。回顾往昔,他说,这看似阻碍,却是当时他能遇上最好的事儿了。他迷上了戏剧文学(他的学士学位毕业论文是论英国荒诞派剧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作品中“停顿”和“沉默”之作用),并开始自己写戏剧,然后为伊朗广播写,再后来为他开始导演的地方伊朗电视台写。他的前两部长片《尘中漫舞》(Dancing in the Dust, 2003)和《美丽城市》(Beautiful City, 2004)都牵涉了年轻男性遇到的问题,包括贫穷、法律和两性关系。两部影片都制作扎实,而主角均由非职业演员出演,这在伊朗司空见惯,不过后来法哈蒂弃之不用,因为他觉得只有职业演员才能演出他追求的那种复杂性。

被问及法哈蒂认同的导演,他回答的是巴赫拉姆•贝赛(Bahram Beyzai)和戴瑞奇•麦瑞(Dariush Mehrjui)。这二人都被认为是伊朗的最佳导演,法哈蒂认为这两人作品未能在国际上获得认可,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仍植根于伊朗的社会现实,而非“极力向世界阐明伊朗”。法哈蒂对贝赛的喜爱也是因为其伊朗戏剧巨擘的地位。麦瑞则是伊朗后革命时期第一位聚焦伊朗新兴的富裕阶级的导演,法哈蒂已在他之前的三部电影里讨论了这个主题了。《烟火星期三》(Fireworks Wednesday, 2006),一部有关婚姻背叛的电影,剧情巧妙,风格比以往的电影更加细致入微。而《关于伊丽》(About Elly, 2009)则宣告了这位作者导演在风格上的成功飞跃,它还获得了当年的柏林银熊奖。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多层次的无声剧,讲的是几对德黑兰夫妻在里海度假时,他们的朋友,一个单身女人突然消失之后,集体陷入了混乱的故事。

关注婚姻生活及其产生的不满、谎言、背叛,对正义的潜在渴望,重视真实可信的表演,精心制作的布景,仔细研究过的剧本:当法哈蒂提起一部他最爱的美国电影《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1951)时,这些《关于伊丽》和《一次别离》的特点都会出现在你脑海。而对于《欲望号街车》,法哈蒂看重的是其中导演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对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的剧本的丰富诠释。作为拥有卓绝技巧的编剧和导演,法哈蒂似是伊朗重要导演们中最适合一跃而登上世界舞台的了。而实际上,他下一计划,和法国-伊朗剧作家雅丝米娜•雷札(Yasmina Reza)(《杀戮》(Carnage, 2011)编剧)的合作,也将在伊朗和法国开机。如今,以柏林金熊为营,法哈蒂将朝巴黎走去,走向他的第一部国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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