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杨德昌导演逝世十周年了。去年的金马电影节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小四用手电筒制造的“光明”的一幕为灵感，设计了主题海报，而今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又以“背影”为题，呼应了《一一》的海报。
作为杨德昌的夫人和最亲密无间的工作伙伴，彭铠立却鲜少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位至今仍被影迷挂心的导演， 所以本次电影节「十年再见 杨德昌」单元里，《一一》放映后的对谈，就成了极为难得的幕后故事分享会，让我们得知17年前，他们是如何亲密无间地创造了电影里的音乐，设计了片中的布景。特别的是，刚刚凭借《一念无明》拿到金像奖最佳女配角的金燕玲也赶到现场，分享与杨德昌拍戏的二三事。与此同时，也不得不让我们再次感慨杨德昌导演的早逝，留给这个世界的念想与遗憾。
——石头姐
以下为分享会实录，我们尽量保留了完整的内容，以给无法到场的影迷还原最完整的信息。
对谈嘉宾：香港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李焯桃，杨德昌夫人彭铠立，演员金燕玲。
李焯桃：你上次看《一一》是几年前？再看感觉怎么样？
彭铠立：很久了，再看这个片感觉可以细聊，而且说是17年前拍的片子感觉好老，但自己一看还是很激动。
李焯桃：你一早的时候就知道（拍这部）要做那么多单位（的工作）吗？
彭铠立：其实不是。当时我在大学教书，知道要负责一点音乐的事情，但是我当时也在做自己的创作，一个唱片合约。我们家是一个开阔的空间，我和杨导是没有隔间的生活空间，这个空间里最大的家具就是我的钢琴嘛。
钢琴是在房间的中间，我们两个各有一个书桌，我有很多的乐谱、艺术史这些书，导演有很多电影方面的（书籍）。我们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对面工作，所以他当然也会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们在音乐上有很多频率很相同的喜好，我当时在做一个尝试，就是把贝多芬我比较喜欢的奏鸣曲的主题拿出来在家里玩。他觉得很有意思，我就给他讲我要怎么样让它们更有趣（jazz up），它们都代表什么意义，调是什么样之类的。所以是《一一》还没有拍之前，我在做这个专辑的时候，我们有了很多音乐上的讨论。但这个（专辑和电影音乐）当时是分开的，并不是刻意在做，到电影比较成型了，每天会看到一些东西拍出来，就有了很多很深入的讨论。
当然，我们是独立制片嘛，所以很多行政上的事情就越来越困难，需要我交出一阵子来帮他把这个片子完成。我们当时的资金都是日本的嘛，后来也没有钱了，所以很多包括行政上的事情，还有里面的衣服都是东拼西凑。现在回想起来很好玩啦，是这样子完成的。
音乐的部分，因为前面有这样的积累，我们在讨论几个主角的时候，就有了一些设定。比如月亮或者说月光，在里面是有很多意义的。还有男主角的初恋情人Sherry，我是用了贝里尼曲子里面的几个音。
第一次我们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是NJ和大田在宝马车里放的那一段，其实那就是原始旋律。我想NJ其实是很羡慕大田的，因为他们俩都是电机系的，但是大田可以很开心的做自己，大田会弹钢琴、玩魔术，但是NJ却被锁在很多的选择里。其实杨导小时候是被钢琴老师拒绝过的，所以他把这个惨痛的经历写在里面（笑）。
我们再将回月光这个主题，之前已经表现过Sherry重新出现在这个不如意的中年男人的生活里面，在车里唱贝里尼《游移的月亮》之后，他们来到了卡拉OK，在这种纷纷扰扰的环境里，我们选择沉静下来，用贝多芬《月光》的慢拍。很多这样的内容，其实是生活里慢慢玩出来的，我们生活里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李焯桃：怪不得我们觉得杨导以前的电影都很少用音乐的，但是《一一》一开始就有音乐了，用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
彭铠立：对，一开始的音乐也是设计了很多层次的，那时候我在研究如何能把贝多芬的交响曲的主题拿出来，去完成怎样不同的声音嘛。我们都知道第九交响曲是对生命非常宏大的，近乎是宗教式的一种咏叹，所以我选择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欢乐颂》，做了很多改编、变奏，用不同的乐器，让它有不同的表情和情绪，去辅助电影里面所有需要的，能够令人动感情的部分。
李焯桃：NJ初到东京的时候，镜头移晃，音乐响起。杨导很喜欢日本的导演成濑巳喜男嘛，里面的那种古典的韵律，有很强烈的咏叹。
彭铠立：那个音乐其实还是从贝里尼那五六个音里做变奏出来的。我觉得甚至后面NJ抽烟的那个剪影也有这种味道。
李焯桃：音乐之外谈谈美术方面吧，因为刚才说起要省着钱去做。
彭铠立：因为当时资金很快就用到某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只拍出很少的东西，所以就很紧张，而且女主角也换了，前面有一些耽误。美术部分导演通常管得非常多，尤其是几个小女孩的部分，我记得我们做隔壁邻居比较现代的房子时，我只是有了一个想法，导演觉得很好，就让我来负责这些东西。
李焯桃：那服装呢？
彭铠立：服装从老到小好像都是我的衣服（笑），不是我的就是我妈妈的，不然就是秘书的，阿姨的，全部都没有花钱。
李焯桃：很明显的就是NJ的西装。
彭铠立：NJ的西装都太大了，但是没办法，实在是没钱（笑）。
李焯桃：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吧？
彭铠立：没有，我们就故意说这是我们想要造成的风格，但其实是没钱。
李焯桃：现在我们给一些时间让观众提问。
观众一：刚刚提到有用贝多芬的音乐嘛，杨导非常喜欢贝多芬。片中NJ讲到他从小跟父亲听音乐，父亲的压迫，父亲在音乐上的启蒙，关于父亲在片中的角色是怎么设计的呢？
彭铠立：对，杨导非常喜欢贝多芬。我想杨导在片中讲到父子，跟他一定是亲身经历是相关的，NJ和小男孩都是杨导嘛。我的公公是一个很文雅的中国男人，非常喜欢音乐，喜欢听歌剧。我跟杨导刚认识的时候，我认为他对歌剧的知识的丰富不亚于一个专业的音乐人。
观众一：影片中有一段看自然科学片的旁白，以及那些新闻画面，这些是另外再做的吗，还是找现成的。
彭铠立：杨导是一个工程师，其实大田那一段话“我不会变魔术，我只是知道每张牌在哪里”，我觉得跟杨导创作是非常像的。他的作品对我来讲很缜密，像奏鸣曲、交响曲似的，结构非常严谨，层次非常复杂和详细，但在复杂和详细当中，他对脉络又是非常清晰的。
观众二：这是我最爱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我也看了很多遍，但是这部电影层次很多，理解起来其实有一定难度。如果您今天有时间能分享一些这部电影的不同层次和环节的故事，让我们对这部电影了解更多，那就太感谢了。
彭铠立：首先我很感激有这个机会，大家今天能聚在一起重温他的电影，我非常感动。片中小男孩特别为奶奶作的演讲，对我来说其实感觉就像是我想要说给我丈夫听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种联系真的非常特别。就像杨导，他诚实又充满激情。我觉得他通过这部电影最希望传达的，是希望大家能勇敢做自己，有自己的信仰，做一个诚实的人。
观众三：第一场的婚礼和最后一场的葬礼，是在同一个地方拍的，东海大学，请问两场戏是一起拍的吗？
彭铠立：好像是有算过要一起拍，但是我有一点不确定，因为时间很久了，我有一点忘记了。但是这个剧本我们设计从一个小Baby的诞生开始，到一个人生葬礼结束，就是出生到死亡，导演说这是人生的一个光谱，所以都是设计的。
观众四：我们都知道杨导特别喜欢用玻璃和镜子反射，特别是《一一》里面，因为杨导一直在讲的是，我们只能看得到前面看不见后面，我觉得他用了那么多的反射物，让我们既看了前面又看到了后面，但这只是我的理解，所以我想问问您在拍戏的过程中，有没有跟杨导探讨过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他这么喜欢用玻璃或者镜子？
彭铠立：这就是一个，不管是心理、实景（拍摄），还是美学层面上一种审美上的讲究。“反射”在讲故事（storytell）本来就是可以被高度运用的手法。
观众四：《一一》很长嘛，真的好像看透了一个人的一生，杨导讲了特别多东西，在您看来杨导在这部片中最核心想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感觉到每个人物。感觉很深，又很生活，所以想听下您的感受。
彭铠立：我的感受不一定能代表杨导真正想要传递的东西。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悲天悯人的说故事的人。他在一个故事里面，有很多东西想讲，不是只有一个去涵盖出来。你刚才提到镜子、反射，我觉得作品本身跟每一个观众有呼应的时候，每个人反应出来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应该更宽广地来看他的作品；而且跟他的作品可以有一个很亲密、很私人的互动，我觉得可能只有你自己能给你答案。
观众五：像现在台湾年轻一代的电影人，跟老一代的杨德昌、蔡明亮导演的风格已经不同的，您怎么看台湾电影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
彭铠立：我看台湾电影的现状和我看任何电影的现状都是一样的，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创作更多好的作品；有更多专业的电影人来帮助整个电影工业，制作更多好作品给你我这样的观众。台湾和其他市场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
观众六：很高兴我第一次看《一一》能在电影院看，刚刚灯亮的时候，我看到的景象跟海报一样，都是观众的背后。我在想电影院里的“背后”就是观众，片中我看到杨导拍的背后是现实，我是这样诠释的，请问对您来说“背后”是什么呢？
彭铠立：对我来说，很多时候“背后”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是我们的恐惧，我们的不安全感，我觉得杨导想点出的也是这个内容。我们常常探讨不安全感对人的影响，尤其是现代人、都会人，杨导的电影都是讲城市里的现代生活，现代人的这种焦虑和不安全感，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又都是动物，这种动物性受到不安全感威胁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李焯桃：刚刚有观众提到《一一》里的金燕玲小姐，她刚刚也到了。
金燕玲：我是下了飞机直接过来的，感觉现在比前面拿奖更开心。我先讲讲我的感受，杨导第一次打电话找我的时候是《牯岭街》，那时候我大着肚子，我就想说杨德昌找我演戏结果我大着肚子。我就问他：杨导，我现在肚子四个月大，你那个角色能不能看不到肚子呢？（现场笑）结果讲完之后他就没消息了。我心想是命中注定没有机会，结果等我生了孩子的第二年，电话又来了，我以为是他另一部戏，结果原来又是《牯岭街》，我就带着几个月大的女儿回台湾拍了《牯岭街》。
接下来是《一一》了，我那时候生了孩子在英国住，基本没拍戏，不知道为什么那年刚好拍关锦鹏的《有时跳舞》，结果杨导又打给我了，但我说我不能拍撞期剧啊，然后杨导就有没消息了。我在香港拍《有时跳舞》杨导来探我班，剧组人说我拍完回英国了，结果他又打电话给我，找我回去演《一一》，我本来听说他当年找了别人演，但是他又把我找回去了。
跟杨导的这个经历，我觉得说明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也不要想了。我非常的荣幸，为什么今天拼了命要赶回来，因为杨导对我来说，是令我低落的时候提起自信来。因为杨导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他要的东西是非常精确的，他很专业和专注，所以我常常鼓励我自己，我表演是蛮好的，不然他为什么每次都找我呢。
李焯桃：你刚才赶来是没时间看到这部电影了？
金燕玲：我其实呢是想赶来，但是不想看电影，因为讲几句话都哭成这样了，要是让我坐在这里看电影，我是更受不了了。因为电影认识了铠立，我们做了朋友，但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我好急，我本来不在香港，我跟他们说你们见到铠立一定要把我的电话给她。我刚才还在跟她发信息说，不知道飞机延误到什么时候，我尽量赶，我说上天保佑，不对，是杨导保佑，所以能赶到我很开心。
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喜欢杨导的每一部戏。我们电影里每一个幕后人员，每一个演员都应该要学习他的就是，他对自己喜欢的东西的固执。他要的是那样就是那样，不会因为什么东西去改变，这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因为我们有时会妥协、会放弃。他本身就是一个明星，他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来帮他的电影变得更加闪耀，所以我真的很荣幸在里面。
李焯桃：《一一》有一段很长哭着的独白戏，你拍了多少次？
金燕玲：就一次。其实我跟铠立讲的话不知道比杨导多多少，铠立每次在台湾我们都会聊天啊，但是杨导我是有点怕他的。拍《牯岭街》的时候我都是乖乖的，第一天跟着整批演员一起坐着大巴去金瓜石，然后就在那边拍。
杨导对工作真的很严谨，现场很多人都很怕他，如果弄得不对他真的会发脾气，我们有时候会称赞自己：我这几天没有被导演骂诶！（笑）。拍《牯岭街》的时候，我还不太敢去跟他交流，基本上都有点战战兢兢的，尽量准确地做好。其中有一个镜头我坐在床上，他就让我想，我都不知道想什么，所以我就把整个电影的剧情都想了一遍。拍完了之后他就说：我看得出来你很努力地想了很多东西，我们现在来一个不想那么多的（笑），我说好，那我就想一半。又拍了一遍他说：好，这次我们来个什么都不想的。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用的哪一个，我也不知道他要我想什么。跟杨导合作这么多次，他从来没有教我去演戏，都是就让我去演。《一一》那场戏也是，说来就来了，演完就这一次。
彭铠立：那一场戏我在，我记得大家都在外面蛮紧张的。
李焯桃：那整个对白是写好了还是即兴的呢？
金燕玲：杨德昌的电影对白永远都是提前就在，我说他是工程师，所有的东西都是设计过的。我入行的这几十年，后来到了香港，只有杨德昌的剧本是完整的，从接到剧本、到现场拍、到演，都是没有改过的，而且你不需要改。作为一个演员，为什么那些对白我讲的出来，因为那是一个很真实的，完全讲得通，你讲出来就好像是我在跟你讲话一样，他的对白就是这种感觉，你跟着剧情自然而言地讲完。他不会要求你100%把每一个字都是照着剧本去读，他是看你的感觉，只要你的感觉是对的，他就ok。
李焯桃：我们再把时间交回观众。
观众七：其实影片中我很同情NJ，他好像一个垃圾桶一样，每个跟他有关系的人都会向他倾诉，而且每一次激烈碰撞的点都会被他碰到。他也积攒了很多的情绪，我以为到最后他也会有一个情绪的爆发，但是每个人都有情绪爆发，只有他没有。我非常想问彭老师，杨导这样的设计是有什么内涵吗？
彭铠立：就像我刚才讲的，杨导每一个点都是故意设计的。我觉得NJ在里面还是有很多小爆发的。其实NJ知道自己的喜好，不喜欢受什么控制，我觉得他还是做到了自己的坚持，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呐。
李焯桃：他在酒店里不是两次挂断了老板的电话（现场笑）。
观众八：我们知道杨导还有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追风》，现在还原了好像只有八分钟，想听听您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另外还有没有可能还原更多让我们看到。
彭铠立：《追风》我想跟《一一》有很大的不同——《一一》跟前面杨导的作品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愤怒的感觉少了很多，有更多温柔，虽然还是有非常多的无奈和深沉的悲哀，但是里面也有非常多的快乐和有力量的东西。
《追风》我觉得就在这个方面更上一层楼。《追风》是讲一个中国少年完全不知道自己有绝世武功，而且不管周围人怎么对他，陷害他，或者他自己陷入了青春懵懂的状况里，他还是都不相信自己有绝世武功。整个故事我觉得是极度理想主义，极度浪漫的一个武侠青春片。这个我们现在还是在进行，希望能帮他完成。
观众八：您觉得杨导作品一路的变化，是不是说明他自己的人生观、哲学观、世界观有一定的改变呢？
彭铠立：我觉得所有作者论的导演对自己的作品，应该都是很严肃的，我相信大家也会同意，看这部作品，就会看到这个人。
观众九：请问片中弹钢琴的片段，是提前录好的还是现场进行的？
彭铠立：其实是录音室录好的，但也有比如火车那一幕，还有片尾，都是看到影片之后再做的。我们家有录音设备，就是边看、边作曲，然后一边收音。
观众九：请问弹钢琴的是？
彭铠立：是我（现场笑）。其实里面的音乐会的场景，弹钢琴的就是杨导，拉大提琴的是我。另外，电影里面Sherry的英文是我讲的，杨导是照相馆的老板。杨导每一部戏都会有自己的表演，很顽皮的一面。
观众十：我觉得整个电影里面，最有趣的角色是洋洋，大家一看到就很开心，我想八卦一下，现在洋洋怎么样呢？杨导是选角的时候认识这位小演员，还是说之前就认识他。
彭铠立：是选角的时候才认识的，当时他已经八岁了，但是他个儿还是很小，所以特别有戏剧效果。他现在怎么样我不太知道，他不是专业演员，现在应该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
李焯桃：他的真名就是张洋洋，里面很多角色都是洋洋、敏敏这样，还有《一一》。
彭铠立：导演蛮常这样的，《一一》这个片名主要是因为音乐嘛我有一个小团队，每次要录一个东西之前都是“A One and a Two”，片名就是从音乐来的。
观众十一：我注意电影开场的时候，那个“一一”的字幕是纵向的，正好排成一个“二”，您又提到“A One and a Two”，我觉得不同的人对“Two”有不同的理解，想问创作者这个“Two”的含义。
彭铠立：没有Two的含义，“A One and a Two”在音乐里就是Beginning，所以“一一”在我们中国的词源就是生命的起源，所以洋洋在自然课程里面，见到大姐姐的白色底裤后有一声雷响，那代表少男第一次对异性美的幻想和触发，这是生命的起源。
观众十二：我在内地的大银幕上看到杨德昌导演的三又四分之一部长片，但是另外的四部电影——正好是金燕玲老师拍的这四部电影，在内地的电影节或者其他的放映场合都是看不到的，只能通过影碟看到。我想知道这四部的版权目前如何，有没有可能在内地放映？
彭铠立：他的电影大概一半版权是在我们家族的手上，一半是在其他不同的片商手上。我们也非常希望能让他的片子接触到更多年轻的观众。很多片子我在美国也做过两三次的修复，所以品质是可以上大银幕的，但是就看每个市场在政策上和审查上的规定吧。
观众十二：刚刚提到的张洋洋，我最近看到一本台湾杂志，讲到他好像快要大学毕业了，学的就是机电工程和电脑。
（完）
现场：朱恒斌
整理：石头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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