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中国人并不真的明白暴力问题，因为社会从未广泛讨论过这类问题。”——贾樟柯
北京——中国最知名的文艺片导演贾樟柯一度在筹备拍摄他的第一部大预算武侠片，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中国的王朝时代，可没想到，互联网反映的现实扰乱了他的计划。
确切地说，贾樟柯发现了类似于Twitter的微博世界，近年中国许多人在阅读微博，以获得未经粉饰的日常新闻和见解；在官方新闻媒体上，很难找到这样的内容。来自中国各地的新闻向他扑面而来，其中许多消息涉及腐败官员或商人的犯罪行为：强奸、强占土地、工业污染。在许多情况下，无处伸冤的普通中国人被逼采取了血腥的行动。
最近的一个下午，现年43岁、言辞温和的贾樟柯在北京西北部的办公室里接受了采访，“我慢慢开始看到社会上的个体暴力问题。有许多悲剧或社会性的问题，人们最终奋起反抗，导致更大的悲剧。于是，我开始越来越关注这些问题，坦白地说，这是因为我感觉中国人并不真的明白暴力问题，因为社会从未广泛讨论过这类问题。”
贾樟柯决定搁置王朝史诗巨片，转而制作一部不同类型的动作片，一部更符合他的风格的影片。名为《天注定》(A Touch of Sin)的这部影片今年5月在戛纳国际电影节首映，并赢得最佳剧本奖，今年秋天，该片在多个电影节进行展映，包括本月的纽约电影节。该片暂定于今年11月在中国公映。
这部以新闻事件为素材拍摄的电影，讲述了四个相互交织的故事，主人公都是普通的中国人，他们往往是远离家园的农民工，他们在极端的压力之下达到沸点，最终诉诸暴力行为。来自贾樟柯老家山西省的一名矿工开枪杀死了矿主、村长和其他的地方大员。中国南方一名年轻的工厂工人在一家类似富士康(Foxconn)的工厂感受到生活的绝望；富士康是一家为苹果(Apple)代工制造产品的台资企业。
虽然听起来不大可能，但这部影片借鉴了古装片的一个元素，那就是传统武打片的形式，或称武侠。贾樟柯说，“我认为，这四个故事就像过去的武打片一样，唯一的不同是它们发生在当代中国。所以我想，我可以用传统武打的风格，拍摄一部我想拍的、表现今日中国的片子。”
故事里的各个主人公为了掌握自身的命运，采用了各有不同的血腥方式。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之一是，赵涛扮演的按摩院女工从走廊上走过来，白衬衫上沾满了血迹，手上握着一把刀。几分钟以前，一名粗鲁的客人企图强奸她，结果遭遇了厄运。赵涛是贾樟柯的妻子，与他长期合作。
赵涛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现实是，此类暴力的新闻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最触动他的地方。现在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这是贾樟柯的第六部故事长片，从中可以最为明显地看出，自拍摄头三部长片以来，他已经走了很远。那三部片子都以贾樟柯的家乡汾阳为舞台，他是在该市一个经济拮据的家庭长大的，父亲是教师，母亲当售货员。他曾告诉《纽约客》(The New Yorker)，小时候最喜欢的电影是1984年的美国电影《霹雳舞》(Breakin)，他还自学了其中的舞步，跟着一个巡回歌舞团去表演。
1993年进入著名的北京电影学院之后，贾樟柯与中国的“第六代”电影人联系到了一起。这些人避开了前辈惯用的恢弘摄影手法和历史题材，转而犀利地展现变革阵痛中的当代中国。他的头几部长片挖掘了真实而亲切的汾阳人：《小武》里的扒手、《站台》里的文工团，以及《任逍遥》里的年轻恋人。
从第四部长片《世界》开始，贾樟柯开始把故事设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以描绘伴随经济转型出现的社会不协调。经广电总局批准，这部影片于2004年上映。《三峡好人》则设定在长江边的一座小镇上，由于三峡大坝的建设需要，这座小镇即将被淹没。该片赢得了2006年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
《天注定》是这一主题合乎逻辑的下一步，甚至还有可能是收尾之作。在这部影片里，贾樟柯将四个故事分别设定在中国的不同地方，试图捕捉他所称的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流动，以及在这种流动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人生道路的交叉。
贾樟柯说，“最近几年，由于中国的转型速度，我开始对历史产生兴趣。我还对中国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产生兴趣。所以我觉得《天注定》表现的不仅仅是个体的情感问题，还有整个国家的状态。”
贾樟柯补充说，“改革带来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尽快解决。最突出的是社会不平等和收入分配这样的问题。”他认为，此类弊病的根本原因之一个根源是“有权势的官员占有太多资源。”
生活在北京的影评人和策展人谢枫(Shelly Kraicer)指出，这部影片标志着贾樟柯在几个方面做出新尝试。最重要的或许是，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民粹主义的。谢枫说，“他现在拍摄电影的方式，类似20世纪60年代早期那些记者-歌词作者，像鲍勃·迪兰(Bob Dylan)和菲尔·奥克斯(Phil Ochs)这样的进步激进主义者，他们将当时的头条新闻写进歌词里。”
他补充说，“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对突发事件的回应。有些事情需要叙述，并且需要以尽可能直接、清楚的方式，向尽可能多的、活跃起来的中国观众叙述。”
这部电影预算400万美元（约合2447万元人民币），是贾樟柯迄今最大的制作，其中三分之二资金来自国内企业。2012年8月贾樟柯开始前期制作。从2012年10月到2013年3月进入艰难的制作阶段，电影在中国4个不同的地方进行拍摄。和往常一样，贾樟柯自己剪辑该片。为此，他去了粗旷的产煤城市山西大同，在一个酒店客房里窝了一星期。
向政府的电影审查小组递交该片后，贾樟柯等了三周左右才得到答复。他收到两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刚好可以赶在戛纳电影节前再做一次剪辑。他说，这些要求出乎意料地轻。贾樟柯说，修改要求涉及一些片段中的对话，审查者认为这些对话过于粗鄙。在修改建议中，审查者认为该片可以减少一些暴力。他们问，有必要死这么多人吗？
贾樟柯说，他写信反对这个意见，而对方没再坚持。“我认为在一部要反映暴力的电影中，如果看不到暴力的破坏性，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贾樟柯说。
为什么审查者如此大度？贾樟柯说，他怀疑是因为该片用作素材的新闻事件已在微博上引起过反响。这些故事已经以10年、甚至五年前（那时互联网尚未在中国成为这样的社会力量）或许不会发生的方式，进入公众意识。
他说，“这些故事是一种不能收回的记录。它们是对现实的记录。”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Amy Qin和Mia Li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张薇、黄铮、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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