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婉儿
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Ruben Östlund）编导的新作《广场》（The Square，台译《抓狂美术馆》）于去年（2017）擒得法国戛纳电影节最高荣誉金棕榈奖，并在欧洲电影奖大获全胜，将代表瑞典角逐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然而尴尬的是，这部金棕榈得奖片却在法国老牌权威电影杂志《电影手册》的年度榜单里榜上无名。事实上，《广场》自去年于戛纳首映后，便始终受到来自媒体影评的两极评价，或有不吝给予肯定的，亦有愤怒留下差评的。而本片在故事内容上的复杂性，似乎也合理解释了这样的结果。
相较于导演获得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Un Certain Regard）单元评审团奖的前作《游客》（Turist, 2014，台译《婚姻风暴》），《广场》显然是个更繁复的文本。 《游客》是对人性“本能”的书写，一切肇因于一家人滑雪第二日的那场意外，雪崩时丈夫丢弃妻儿独自逃离让妻子耿耿于怀。此后两人反覆向旁人重述这个惊险时刻，却始终各自解读，而婚姻的和乐表象也在此间一点点撕裂开来。直到丈夫哭得像个孩子，自陈其实他又何尝不是自己本能的受害者，直到丈夫终于成功在雪地里救回了妻子，才让这场缘于人类本能的信任危机得到解除。而片末，当妻子同样也基于恐惧，自顾自下了那辆在山间路上危险驾驶的巴士时，一切仿佛又走进了回圈，影片也终于完成了对人性本能的描绘。
到了《广场》，鲁本·奥斯特伦德谈的依旧是人性，只是将着眼点挪移到了“信任”的主题上，以及其背后所潜藏的不可逾越的阶级界线。只是吊诡的是，片中那些在街上四处流浪、为主角克里斯蒂安鄙夷的乞讨者，却也是当他陷入困境时，唯一愿意伸出援手的人。比起前作对个人心理的观望，这回的《广场》，似乎又多了些社会剖析的重量。影片虽略显松散地旁开各条支线，情节细碎（如克里斯蒂安的女儿参与啦啦队表演，同样也是需彼此信任的竞技活动），但到头来，倒也全部都打在了同一个主题上。
影片伊始是美术馆长克里斯蒂安接受采访，短短一场，却仿能被视为全片寓言。美术馆的文字艰涩、跳针又不易懂，甚至连克里斯蒂安自己听了也不知一二。然而白话解释起来，其实要探讨的也不过就是——是不是什么东西只要进了美术馆就成了艺术品？亦即，一般物品与艺术品的界线在哪？何时会逾界？克里斯蒂安面对记者答问时的窘迫，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美术馆“不说人话”的菁英优越感，及与一般人的距离屏障。事实上，片中也从未放过对美术馆的任何一丝幽默再现，例如在那写着“you have nothing”的装置艺术展厅里，坐着的面无表情的女馆员，以及那一堆堆已成了艺术品的小沙丘，却在后来不慎被清洁员当垃圾扫走。
电影海报上那个立在桌上的野人，也为影片贡献了另一则寓言。彼时他被影像化投影在美术馆的展厅里，俨然成了一个被观赏的艺术品。而当宾客满堂时，他则被要求现身演出一场森林秀，继续扮演被观看的角色。然而情况却愈发失控，那包不住的野性成了对美术馆菁英们的最大嘲弄。于是当人们从笑闹到缄默，再到祈祷猎物不是自己、是别人时，人性的底线也被毫不留情地赤裸揭开。
英文片名的“方框”（The Square），是即将出现在美术馆的展品，由画在地上的4X4方框组成，牌子上写着：“广场是信任和关怀的殿堂，在这里，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它暗示着当人们走进了这个方形，就要互相帮助。这句话在全片有如格言般反覆出现。然而由线组成的方形，虽承载了乌托邦式的美好想望，却也反讽地将社会上的那条界线具象化。展馆里直截了当地立牌提问“你是谁”，并让参观者二选一“我不信任人”、“我信任人”，更是将信任的命题剥解开来。而随着展览宣传片的发想，一个以金发小孩乞丐被炸为主剧情的极度猎奇的影片，也直接挑弄了人性的界线，即“到底要没人性到什么地步，才能触及你的人性？”宣传片所陷入的道德难题，其实也翻印着社会的刻板印象。居高位者对贫穷与弱势的关怀，往往带着自以为是的垂怜；而耸动吸睛的媒体策略，也恰恰投射出社会的集体冷漠与麻木。
与此同时，与美术馆的展览筹办相对照的，则是克里斯蒂安被偷钱包的另一条叙事线。克里斯蒂安在人来人往的广场上遭遇骗子，对比美术馆的展览文字，可见所谓信任在真实世界的广场其实早已崩解。有趣的是，此处有人指责克里斯蒂安遇危急时不出手相助，他则解释那是他出于本能的反应，倒也巧与导演的前作主题相呼应。此后在下属鼓励下，克里斯蒂安不惜跨越道德常规，乔装到贫民住宅分发威胁信，希望讨回钱包，却又意外被一个无辜受牵连的男孩反威胁。克里斯蒂安冷漠驱走了男孩，然后那声声“help me”却在楼梯间久久回荡。良心过不去的克里斯蒂安在垃圾堆里翻找起男孩电话，于是那颗大雨中的俯视镜头也成了全片的奇观。
此后，克里斯蒂安在给男孩的影片留言里自白，更直接点破了主题。其实所谓信任危机只是表象，背后更深层的是恐惧，是他先入为主地对那些住在贫民弱势住宅的人有了预设的偏见想像。然而自省至此，他话锋一转，又扯到了政治和资产分配的结构性问题上，泛泛而论、虚张声势的菁英本色再现，再度令人哑然。
而在情感关系里，克里斯蒂安又何尝不是如此？片中他和美国女人的那场抓狂性爱，既为观众带来了欢笑，却也恰恰借女子之口，点破了他身为美术馆长对权位的自得。他深知这样的身份能助他吸引女人，却从未想过负责。这也让他无论何时都不愿放下一点自尊，纵然他在某些方面是个失能者。
比起《游客》经常性地使用镜子来暗示谎言和婚姻裂痕，《广场》在镜头构图上则更常运用与片名相对应的方格，诸如克里斯蒂安在框格里接电话，他家中墙上的方形，以及性爱时被关上的房门，既阻却了那只带有几分超现实感的猩猩的视线，也巧妙地阻挡了观众的。诸如此的镜头，无一不都在暗示着有形无形的界线。
影片最终结束在原谅与弥补的不可寻得，城里的那条隧道，依旧分割着两个充斥着阶级差异的贫富世界。于是细细一想，片中人们那经常挂在嘴边的问候和祝福——“Have a nice day”，也显得格外讽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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