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亮 ©Photo by William Laxton

2007年,在电影《黑眼圈》拍摄完成之后,蔡明亮导演接受了来自Tony Rayns的采访,讲述了自己在拍摄时的故事。现场口译:游惠珍

Tony Rayns(以下简称“TR”):你这次为何选择在马来西亚拍电影?

蔡明亮:我在1999年回去吉隆坡,第一次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动荡不安。当时的马国首相马哈迪将他的副首相安华革职,并控告他涉及性丑闻及贪污。安华遭定罪后,被判入狱数年,反对党组织了人民群起抗议,警察进行驱散,街头飘散着催泪瓦斯……在那段期间,你也会发现城市里有许多外籍劳工在街上游荡。他们都是90年代中来到马来西亚的。当时的亚洲经济非常蓬勃,吉隆坡正在积极发展建设,吸引了大量外籍劳工前来寻求发财梦。但不久又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他们失去了一切,梦想也破灭了。看到这群人,我特别有感触,可能源自我长期在异乡工作和生活的关系,于是想拍一部关于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低下阶层的电影。但是因为资金的关系,当时并没有拍成。

TR:你为何选择在吉隆坡而不在你较熟悉的乡村环境拍这部电影?

蔡明亮:我出生的城市古晋,相较于吉隆坡,是比较小,比较安静,但也并非乡下。我觉得吉隆坡是更有趣的,它吸引了马来西亚各州的人,还有外地的人前来,形成一个更多元种族的社会。如果你对外籍劳工感兴趣的话,马来西亚是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它本身也输出大量劳工到新加坡、日本等先进国家,而同时又从更贫穷的国家引进劳工,例如印尼和孟加拉。印尼大概是全世界最多外籍劳工提供国之一。这些劳工都放弃了自己的身份,到异乡寻找新的身份。

TR:你经常将你的电影人物的生命延续到另一部电影。可是这次常与你合作的李康生和陈湘琪所饰演的人物却是我们之前没有看过的…

蔡明亮:我的海报设计在看了电影之后告诉我他觉得小康的角色简直是从《河流》跑出来的!不过你说的没错。我的确刻意将这两个人物推入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让他们处于这个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对这个地方的语言及文化都不熟悉,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外地人,却从未有人关心他们来自何处。在吉隆坡拍摄这部电影时,一位当地的工作人员问我为何要拍外劳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我回答说这些人并不是隐形人,他们应该受到注意而不应该被漠视。

TR:不过绝对不会有人说你是个社会现实主义的导演,而你处理这些人物的方式也跟传统的社会评论方式非常不同…

蔡明亮:我当然关心社会低下阶级,但并没有刻意将社会阶级作为电影的主题。电影里唯一一个有财富的人,是咖啡店的老板娘。但她的地位也并不稳定,她的儿子想把咖啡店的生意卖掉。我也并不想把焦点放在马来西亚各种族的问题上,而是回到我所熟悉的符号,用象征的方式陈述这个故事。可怜的外籍劳工容易失去身份,那是个事实。但谁晓得?他们无力的地位也许会引导他们找到一个新的身份。

《黑眼圈》,2006

TR:你觉得你的电影最终还找得到安华事件的踪影吗?

蔡明亮:你可别忘了那张床褥!当年安华事件那张在法庭被当作供堂证物的床褥令人印象深刻。这次我原本想用一个较新式的弹簧床褥,但却在一间廉价旅馆内找到了这个旧式的。它又大,又重,又脏,又臭,可是穷人却把它当宝。

TR:你并没有说明电影中第三位主角的种族。我指的是照顾小康的那位外籍劳工。

蔡明亮:剧本里这个人物本来设定为印度或孟加拉人,所以在开拍前我们面试了上百个印度人和孟加拉人,却老找不到适合的人选,我忽然想到我在逛夜市的时候,遇到的一位卖糕点的小贩,看起来像外劳,样子也很好看,便要我的助理去找他。助理打电话告诉我,”我想算了吧!他是马来人,不是印度人,而且有一口烂牙!”我只好打消念头,却仍旧常到夜市跟他买点心,偶尔跟他聊几句。

这名叫诺曼的马来男子来自乡下,他小时候曾跟他的父亲两人住在原始森林里几年,专收集制造家具用的藤条过日子。天天喝溪水、捕溪里的鱼吃,偶尔遇见老虎,他一点都不怕。长大后又跑到都市讨生活,曾经跟一群外劳住在一起……我对他的认识越深,就越想把他放在我的电影里。我把故事大纲讲给他听,他马上就明白。我试着拍他,他视机器如无物。他是一名回教徒,原本我想用的是印度人,这个人物跟小康之间也许会有一些性爱镜头。但是现在换为诺曼(同性恋在回教里是一大禁忌),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两个男性之间的关系。

TR:剧本还经过哪些改变?

蔡明亮:五年前,这个剧本的重点在于描述当时动荡社会气氛下外劳的生活。当时并未写完。后来重新提笔时,我的重点转移到对自由的思考,我们每一个人短暂的生命及身体,可曾真正自由过?我拍的第一个镜头是诺曼将小康放在那张捡来的床褥上,帮他清洗受伤的身体。看著诺曼简简单单却非常细腻的动作,令我升起微微的感动,一刹间,我有了一个新领悟,那种生活的、真实的、细微的动作,取代了曲折煽动的情节。我决定大幅简化剧本。

《黑眼圈》, 2006

TR:你的主景,也就是那栋空楼,非常突出。那是它的原貌吗?还是有经过布置?

蔡明亮:这栋大楼在1999年已经停工,工地也被围了起来,不过当时并没有机会进去。这次回到吉隆坡筹拍电影,找到机会进去看一看。很惊讶发现了这个淹了水的地下室。我们并没有改变什么,只是加了灯光。

TR:可以谈一谈你为何对“病”这个隐喻特别感兴趣吗?

蔡明亮:我们要了解“生命”,就必须将“病”包括在其中。李康生所饰演的两个角色都有“病”。一个是完全瘫痪的植物人,另一个是个遭人围欧而受重伤的流浪汉。后者可以说是前者梦中的自我。我想让这个植物人有种像是走进了一个隧道的感觉 –——像投胎转世一样,回到了婴孩的阶段,受人照顾。我想人与人的关系中,最美的就是这个照顾的过程,无条件的施与受。另外,我们盲目地追求与发展,早已让这个世界生病,毫无预警的烟霾并非空穴来风。

TR:李康生在你过去的电影里都饰演性格不太强烈的角色,(除了《青少年哪吒》之外。)而这次所饰演的流浪汉更是完全被动的。为什么?

蔡明亮:我觉得到处流浪的小康就像那只停留在他肩上的那只飞蛾一样,他象征着自由。这种自由是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的。他的被动是“开放”的。每一个人在接触他之后都找到了自我。诺曼透过照顾小康而发现了自己内心的渴望,而湘琪也通过对小康的欲望而感觉到自己所受的压抑。每个人在睡觉时,多么希望有个人在身旁,特别是在环境恶劣的时候。中国人有句成语“相濡以沫”常浮现在我脑海中。

Tony Rayns
Tony Rayns

英国著名影评人、电影节策展人和编剧,东亚电影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