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问到的最多的两个问题是“你每周看多少部电影？”“看片没让你觉得厌倦吗？”除了中间停了一年半时间，我从1958年开始就为“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撰写影评了，从那时起每周至少都会听到一次这样的类似问题，而我总是对此感到欣然。一开始，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差别很大，从零到十二部不等——不过通常情况下是每周三部片——但重点是就算我不是影评人，大多数时间里的观影次数也不会少于此。而且，虽然我是电影院的常客，有时候能获得免费观影机会还是让我很激动。我还和妻子讨论过，这些年电影票上花的钱如果可以省下来，我们现在理论上应该就是百万富翁了。偶尔有时候新片突然很多，我记得有两次我每天都要看4部电影，也不算是破纪录吧，只是我真的要看吐了。那阵子我大量看片后要停一个礼拜才能继续看其它电影。但大多数情况下我被问到开头那个问题时，我实在想不起来上周或者上上周看了几部片，因为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所以我还挺开心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会坚定而开心地回答：不会厌倦。先声明，这并不代表我从来不看无聊的电影，或者说我从来不会觉得哪部片很无聊。恰恰相反，我其实比我大多数朋友更容易觉得某些电影很无聊，我觉得是因为职业敏感度的关系。但是一想到要去看电影，我就从来不会觉得无聊。“新共和”的编辑曾经好心建议我时不时也写写电视剧评论。但是我一想到穿过客厅打开电视机看剧就让我觉得无感，但假如要我离开屋子去电影院看即使让人没有什么期待的平庸电影（但我还是会挑选至少让人有一点点期待的电影），都能让我激动万分，这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
首先，看电影是一项最基本的运动。自二十世纪电影被发明出来之后，全球几十亿人经常做一件事：出门看电影，然后回家。去看电影这项身体上的行为就是我生活中运动的一部分，而且每次看完电影回家时我都觉得和做完其它事情（除了看戏剧之外）回家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是在家看电视剧完全无法获得的感受）。有时候我不那么频繁地跑电影院（作为一个纽约人，不频繁看电影也代表不频繁看戏剧了），那是因为我病了或者工作实在太忙，要么是我在某个远离尘世的山沟沟里。我的生活要是没有了去看电影这种行为的话，就像变成了跛行，只能一拐一拐地走路，打乱了我平时的自然节奏。
其次，电影对数十亿观众来说是一个集体的梦，一个集体的现实，因此形成了观众这样一个群体。对于戏剧来说也是同理，不过对于电影来说有个矛盾之处：由于电影院的完全黑暗环境，就算身处观众群体之中，你还是能感觉到是独自拥有了这一场景。这种拥有的感觉还有其它附属的东西。没有人去电影院或者媒体放映室的时候是不带着TA所有的观影记忆，包括最初对电影的恐惧。（这么多年来，我的学生写的论文里面总是提到他们最初观影的回忆，而且大多数人第一次看电影都会带着恐惧。）那种恐惧从来没有消失，虽然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慢慢理解了恐惧，习惯了接受内心深处的恐惧并慢慢滋生培养其它的情绪和反应。没有人去电影院不会带着关于父母、朋友以及那些浪漫爱情的回忆。也没有人坐在电影院时不会承认他们自己灵魂的某些部分就是起源于电影，无论多么私密。无论是送信男孩还是权势大亨，无论是农民还是教皇，几乎所有在世的人的见不得人的幻想或多或少都是被电影所创造出来的，无论那些幻想是被控制住的还是失控的。没有其它艺术形式会对人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电视剧还没有这样的影响力，我猜永远也不会有。电影院的屏幕大小本身就有一种祭司的功能，像牧师一样俯视众生，而电视机屏幕是向上仰视我们的，它比我们小，而且我们还有权利更换频道。（这些年也不时有人预言电影有朝一日也可以在电视机屏幕上看，如果真的那样的话，那刚才所说的灵魂起源可能整个都要变了。）
电影带给我们的所有这些锻炼和享受甚至都早于我们从艺术、鉴赏、美学的角度来分析电影！一旦我们涉及到具体某个电影而不是讨论最初的看电影经历，无聊之幽灵就出现了。有些电影就像我所担心的那样无聊，虽然相比之下，无聊的戏剧和小说比电影多得多。但没人会去问文学评论家有没有觉得厌倦，作为一个在文学评论和电影评论两个行业内都工作过的人，我知道糟糕的电影比起糟糕的小说还是要好很多。
无论多么糟糕的西部片，总会有马匹、皮革的嘎吱声、大片延伸的土地。不管在怎样的电影里，总有很吸引人的女人，或者男人。尽管我是个钢铁直男，看到奥图尔（彼得·奥图尔 Peter O’Toole）或者纽曼（保罗·纽曼 Paul Newman） 或者雷德福（Redford）这些人（均为西部片演员）我还是会很激动，就像我当年看到库珀（加里·库珀 Gary Cooper）、格兰特（加里·格兰特 Cary Grant）和马奇（弗雷德里克·马奇 Fredric March）一样。另外电影的视听语言方面也总会给我惊喜。比如理查德·莱斯特（Richard Lester）导演所拍摄的海上惊悚片《雷公弹》（Juggernaut）并没有完成得太好，但这部电影的剪辑和摄影本身是很出彩的。再比如维斯康蒂（Visconti）导演拍摄的《路德维希》（Ludwig）非常沉闷枯燥，但里面人物的服装倒是非常华丽。而《西部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这部片里的音乐却像是意大利歌剧那么动人。我并不是说有人会特意因为这些原因才去看这些电影，我只是在回答开头那个“一周看几次电影”的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导演。约瑟夫·萨金特（Joseph Sargent）不拍电视剧之后拍的电影《骑劫地下铁》（The Taking of Pelham One Two Three）就非常干脆利落。我喜欢导演利用地铁隧道的拍摄方法，也喜欢主角在街头巷尾的追逐，还有片尾结束时被劫持的地铁列车逐渐消失的那个简洁紧凑的场景和画面。
就算在一些沉闷的电影中，你总能发现表演的一些亮点。有部惊悚片叫做《龙凤神偷》（11 Harrowhouse），演员包括查尔斯·格罗丁（Charles Grodin）和坎迪斯·伯根（Candice Bergen），电影结尾极烂，估计是哪个磕了药的蠢货设计出来的。演员詹姆斯·梅森（James Mason）在片中饰演一位上了年纪的、患有癌症的钻石专家，他为了向那个吝啬的老板报仇，和小偷联合起来盗窃，在烂片中竟然默默创造出了一个个性非常丰满的人物。强·沃特（Jon Voight）在另一部更烂的惊悚片《奥迪萨密件》（The Odessa File）中饰演主角，他非常好地表现出一个年轻的德国记者该有的样子，甚至口音也很准确。（有个很搞笑的传统，那就是在英语电影中，即使发生在德国本地，人物也是德国人，也要让演员用带有口音的英语互相交流。）
当然，烂片中也有不错的场景，比如一场宴会、一个花园、种满花朵的温室，但这些场景也很容易搭建，并不能弥补烂片的不足，甚至都是一种浪费，但从其它艺术形式里面想要获得这些亮点更不容易。或许糟糕的戏剧表演也可以有一些亮点，即使剧本很差公司也很糟。虽然戏剧的符号系统和电影一样“真实”，但电影被完全浓缩在以毫米为单位的方形胶片上，而且当你看戏剧觉得无聊然后离场时，戏剧的支持性符号就没有那么多样了，也不再那么有趣了。场景设计大师博瑞斯·阿隆索（Boris Aronson）为百老汇音乐剧《伙伴们》（Company）设计的精美舞台也无法弥补戏剧本身的无聊，但摄影师托尼诺·德里·戈里（Tonino Delli Colli）的绝佳摄影却可以给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十日谈》（Decameron）增添亮点。
说了这么多，听上去好像都是在索取，像在垃圾剩菜中扒拉还有什么可吃的，找到了就像乞丐一样感激。但电影本身从来不会让我觉得厌倦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厌倦是无法与希望共存的，而电影永远给我希望，相比于在美国的其它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小说、诗歌、舞蹈、戏剧表演目前都发展良好也很前景，但（我见过的专家说）绘画、雕塑、音乐创作或者建筑方面就不是这样了。而没有一种艺术像电影一样持续地充满了让人兴奋的希望和前景。
电影发行一向都不容易，仅仅是困难的种类发生了改变而已。粗俗的、暴力的电影总是比好电影更受欢迎。无论电影多么糟糕，都无法否定一个事实，那就是电影仍然是一条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大道，一片充满了美学神秘的无限扩张的星云，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才能宝库。
八年前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叫《电影世代》（The Film Generation），现在不时会被批评，因为观众的体量其实并没有增加多少，和三十年前并没有太大区别，更糟糕的是，一些最佳电影（比如布列松Bresson或者贝洛基奥Bellocchio的作品）的首轮上映时间都缩短了。但就算这样我也不会改变我在那篇文章中的观点。（但我要加一点：最近几年我也四处周游世界，还有机会在国家艺术基金会中的戏剧小组工作，这些经历让我发现年轻人对于戏剧的口味比起对于电影的口味只是在数量上更少，但热情并没有少多少。）电影观众比起以前更少了，是因为如今在家就可以看到免费电影，也有免费的歌舞剧。但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观众还是没有完全消失，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证明观众的活跃度。因为如果电影可以在电视机上看的话，那理论上电影院就不该存在了。
现在市场上有的是专门吸引黑人兴趣的黑人电影、功夫片、硬核色情片或者软色情片，不过如果数据证明这些类型的电影吸引了不少观众，那么数据也可以证明其它东西。有600多家大学院校提供电影相关课程，上千名学生正在修读这些课程；最近涌现出的电影书籍和杂志依然很受欢迎；而电影节也在各地层出不穷，还有那些电影社团等等。并不是现在到处都是像巴赞（安德烈·巴赞 André Bazin）、艾吉（詹姆斯·艾吉 James Agee）这样的电影评论家，我只是认为那种“现在观众数量少了质量也差了”的说法要么是有品位的怀疑者造成的混淆，或者是害怕改变，对赫达·霍珀（Hedda Hopper）所属的上世纪的好莱坞的怀念。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在我国最大的城市也没有上映很久，这件事无法证明当今艺术及其观众的状况，就像《波斯曼和尼拉》（Boesman and Lena）电影并没有打破《我爱红娘》（Hello, Dolly!）这部电影的纪录、或者贝里曼（约翰·贝里曼 John Berryman）的《梦之歌》（Dream Songs）的销量也没有超过罗德.麦昆（Rod McKuen）这两件事一样无法证明。
由于通货膨胀，这些年电影也遭遇了财政危机，但其它行业也差不多，包括图书出版业。按比例来算的话，财政危机对电影制作的影响可能没有对诗歌小说出版行业的影响大，起码电影行业投资越大回报也就越丰厚。财务收紧并不是新鲜事，一直以来都对电影行业很残酷，即使有时候看上去好像财政自由一些（对于出版行业也是如此）。电影发行向来残酷无情，就算你一直以来发行的电影都很成功，但总逃不过烂片的魔咒。不过好电影总是能在国内外发行，在国外发行的话困难仅仅是片名翻译的问题。
对我来说，这些观点都是头脑冷静下的理性分析，并不是对电影前景的盲目乐观，除非怀疑人类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否则就不是盲目乐观。电影这种和我们的生活同时进行的混乱的、纠结的、堕落的艺术，充满着我们的生活，回应着我们的生活，它色彩斑斓、包容一切，无论用多少词来形容它，都充满着不确定性，让人无法定义。要否定电影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否定我自己最好的和最坏的一面。在我看一部电影之前，无论我多么了解电影的制作者或者电影要表达的主题，我都永远不知道这部电影到底是怎样的，是让我讨厌的，还是平庸的，或者是会某种程度上改变我的人生的，或者是这三个感觉加起来的样子，或者是以我无法想象的新方式影响我。所以我喜欢被人问“看电影不会觉得厌倦吗？”这样的问题，它让我想到下一部我想看的未知的电影。
｜此文原发于《新共和》杂志1974年11月30日｜翻译：小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