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殿堂｜马克·卡曾斯（Mark Cousins）回忆战时萨拉热窝的奥巴拉电影院

%title插图%num — ©️Illustration by Lucinda Rogers

这位导演兼影评人依然记得波斯尼亚战争时期的一个地下影院

1995那年我29岁。在萨拉热窝被围困期间（当时有13000多人被杀），我乘坐军用飞机前往萨拉热窝。我在飞机上割伤了手指，一路上我的手缠着绷带，心跳加速。

我在萨拉热窝的街道上飞快地走着。因为停电，还有担心灯光会召来狙击手，所以整个城市一个漆黑。我把手放在前面，以免撞到人或其它什么东西。我可以看到正在发生轰炸的城市周围的山丘轮廓。人行道上有一些炮击造成的洞，当地人称之为“玫瑰花蕾”——一个充满电影感的名字！

我走到一扇门前，看到了贴着托尼·柯蒂斯（Tony Curtis）的海报，他是当年爱丁堡国际电影节（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的封面明星。我当时是电影节的节目负责人，被要求带着一批电影去萨拉热窝，无视它被围困的情况下。我走下陡峭的楼梯，来到了观众面前，然后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电影院。”

其实它不是。这里只有一些折叠椅和廉价的投影仪，因为是在地下室，还有一股扑鼻而来的霉臭味。没有红色的天鹅绒窗帘；没有几年前我拜访洛杉矶的曼恩中国剧院（Mann’s Chinese Theatre，也叫Grauman’s Chinese Theater，现在称为TCL中国剧院）时看到的粉刷墙面；也没有富丽堂皇或奢侈的东西。

除了奥巴拉艺术中心电影院（Obala Art Centar cinema）这个想法是奢侈的！我来自贝尔法斯特（Belfast），算是对战争也有所了解，它经常一如潮汐般涨潮退潮。但是封锁中的萨拉热窝并不如此，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处于战时状态的。然而不到一个小时，我就看到老妇人、军人、外交官、年轻的活动分子、非政府组织成员、满怀理想主义的奥巴拉团队，以及其它各行各业的人员过来看我从苏格兰带来的电影之一。

奥巴拉的年轻活动分子曾建议我不要带好莱坞类型的动作或战争片，因为展现那些电影的俗套暴力在真正的战争中是不合时宜的。于是我记得我带了几部相对严肃的影片，比如说有肯·洛奇（Ken Loach）和其他人的电影。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带一些比较轻松的影片来作为一种放松，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逃避，但事实证明，观众们很高兴看到这些让人深思的电影。而且，这就是电影——比生活更伟大，更有光彩。我们坐在黑暗中看着电影，感觉就像坐在冬天里欣赏着夏天的美。

那里的食物非常匮乏（我记得当我在晚饭时只拿到一个小饺子时几乎震惊了），但是奥巴拉却解决了另一种饥饿。这个小小的电影院，那个封闭的密室（hortus conclusus），不仅仅只是为战争生活提供了蛋糕上的糖衣，它就是蛋糕。

当我有点支支吾吾地开口，说我们很高兴能够为萨拉热窝带来一点娱乐时，我记得听到观众下面的回应中有一个声音在说，“这也正在改变你”。我花了好一阵子才意识到这一点。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这间临时的电影院从某种程度上就是所有的电影院，因为它就是一处躲避风暴的避难所，一座海港。

每当我坐在电影院里等待电影放映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那个地下影院的那些放映。那次放映活动也是促成了萨拉热窝电影节的部分原因，今年它就要庆祝二十四年庆典了。他们教会了我，特别是当你的生活一直像小提琴，但有时它会违背你自己的心愿，你就需要以其它方式展现，比如电影。我在奥巴拉放映过。所有的电影院也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