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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肯·洛奇

|导筒:近期,一条名为“外卖小哥三问王兴”的短视频在全网获得了超高的关注度与点击量,其主要内容是一位外卖送餐员员质问美团网CEO王兴为何以压缩送餐时间、不处理申诉以及骑手需为客户的退款买单为由,屡屡苛扣送餐员工资。而随之而来的《人物》一篇长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更是用更为详细的调查与数据为人们解读了算法在当下的数字经济时代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关于外卖平台与配送员的讨论还在继续,在这里要提到的是,许多影迷在看到这些新闻消息与文章时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去年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的肯·洛奇(Ken Loach)导演新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Sorry We Missed You,2019),这部作品也曾在 2019年空降上海国际电影节。

相比阶级对比反差更为强烈的《寄生虫》,《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延续了肯·洛奇一以贯之的对普通人视角,描述了一对平凡的英国夫妻为了生活和子女日夜辛劳,却因为工作逐渐被逼到崩溃的边缘。肯·洛奇尤其着墨在“算法”时代下从事物流工作的父亲一角,该片所展示的社会问题与矛盾,与当下中国千万外卖配送员所面临的困境遥相呼应。

英国导演肯·洛奇(Ken Loach)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新现实主义导演之一,从1960年代开始直到2020年,他的作品始终直聚焦社会底层失业工人,电影中的人物身份总是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故事背景也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的发展息息相关。肯·洛奇总是与时俱进,从边缘人群到社会福利制度再到“算法”与“系统”,他所理解的抓住时代脉搏的方式,就是用影像让底层民众的生活被“看见”,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Sorry We Missed You,2019)

作为英国社会现实主义电影的中流砥柱,导演肯·洛奇的电影始终与现代社会的焦点紧密相连,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一直在讲述关于阶级和不平等的人文主义故事。

当这个世界的状况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都在不断恶化的时候,在其2016年的《我是布莱克》(I,Daniel Blake)和最近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Sorry We Missed You)这两部以受到官僚主义和经济不公折磨的边缘人故事为主题的电影中,这位84岁的电影大师再次证明,他永远不会沉默。

肯·洛奇在最近的通话中提到,“这件事在60年代要容易得多。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这么长的时间”。肯·洛奇在创建他独特的电影风格和电影品牌时,其镜头始终追随并对在生活中挣扎的工人阶级表示尊重。 “给我们这个机会的是 BBC。但是BBC现在正在做不同的事情,(像我这样的电影制作人)没有机会。我经常听到有人拿到了很好的项目。但他们没有机会,因为没有人愿意投资。”

这一次,肯·洛奇与长期从事编剧工作的保罗·拉弗蒂(Paul Laverty)合作拍摄了《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Sorry We Missed You) ,他着手在电影中讲述所谓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做自己的老板”这一错误承诺摧毁了人们的生活基础:有尊严地活着,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带薪休假的许可、病假,甚至是吃饭和上厕所的权利。

我们跟随电影中送货司机瑞奇(Ricky,克里斯·希钦 Kris Hitchen饰)和他从事家庭看护员的妻子艾比(Abby,黛比·霍尼伍德 Debbie Honeywood饰)——这两个金融风波中的受害者,他们在2008年经济崩溃的余波中受到打击,但却在具有误导性的工作承诺中找到了希望。夫妇俩通过卖掉家里的车来资助瑞奇工作规定使用的面包车,他们既要面对苛刻的、全天候的日程安排,又要努力维持家庭生活,为他们十几岁的儿子和女儿提供适当的养育。为此,他们不得不面对24小时不间断的日程安排。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遭遇了许多出乎意料的非人道要求。

“我很高兴给罗杰·伊伯特(Roger Ebert)的公司打电话”,肯·洛奇在我们深入讨论他最新的一部作品之前提到,“他是一位伟大的人。”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Sorry We Missed You,2019)拍摄现场

Tomris Laffly(以下简称“TL”):几十年来,你一直在讲述有关社会不公的故事,并常常用当代人的挣扎来重塑它们。在电影里,你利用了一些非常现实的东西,如所谓的“零工经济”、 “你做你自己的老板”式的剥削。那么你是如何注意到社会的这种转变,并决定拍一部关于它的电影的?

肯·洛奇:我和保罗·拉弗蒂已经一起工作了26、27年。我很幸运能和保罗一起工作,我们在一起会无休止地谈论一切事情。其中就包括我们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人们的工作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前只要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人们就可以度假,同时也不会失去工资(而现在正逐渐减少)。当你生病时,你不会失去报酬,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被解雇。如今这些好处都在消失, 并出现了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即所谓的“零工经济”。这体现在你假装自己是个体经营者,然而事实上,你只是一个司机,你所在的公司让你看起来像个自由职业者而已。

所以雇主是没有责任的,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工人要为此付出代价。像司机和做护理工作这样的人,这些工作一般是由私人公司承包。私人公司通过二次剥削赚钱,他们告诉员工前一天晚上什么时候工作,以及他们必须这样做,否则他们随时可能被解雇,同时他们也拿不到几次工资。他们在一小时内只能拿到20分钟的报酬,尽管其余的时间也是工作时间,因为他们要赶到下一个病人那里去。

所以,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保罗和我觉得必须要去尝试讲述这个故事。保罗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当你工作的时候,你会面带微笑。你也知道,当你保持伪装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你的处境。但当你回到家,如果你有家庭的话,那就是压力显现的时候。因为你累了,没有吃东西,闹钟在七个小时后就会响起,你会丧失耐心。你无法去处理那些父亲或母亲本应该处理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想要讲述一个家庭故事的原因。

TL:父母的工作对家庭的影响是令人心碎的。电影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你可以看到他们四个作为一个整体来帮助母亲解决工作上的困境。这个时候你才能看到他们作为一个真正的家庭会是什么样子。

肯·洛奇:没错!是的,他们去旅行了。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们出门后在车里放了一些音乐并一起唱歌。是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家庭的潜在能量。

TL:我经常觉得社会阶级是美国主流电影的一个盲点,不过最近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寄生虫》刚获得美国影艺学院(AMPAS)最佳影片奖(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英语: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缩写AMPAS,中文简称美国影艺学院,是美国一个由逾6,000名电影界的专业或资深人士组成的非营利组织,同时也是奥斯卡金像奖的主办单位),这也许是一个小小的征兆。我想知道,根据观众和行业的反应,你是否注意到了这种良知上的转变?

肯·洛奇: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主流电影(我不知道其他的欧洲电影,也许不是那么回事),仍然是关于电影明星看起来如何地光鲜,拥有无人解释的财富。你永远看不到他们的钱从哪来,他们只是住在华丽的住所,看上去很迷人而已。即使现在有很多电影是关于普通人的,但他们仍然是由电影明星扮演的,因此他们身上有一种不真实的光泽。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者有时会让普通人来演电影,从而你会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男人或女人。我们在这部电影中也在尝试着做同样的事情。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Sorry We Missed You,2019)

对导演来说,除了最重要的剧本,第二大问题就是选角。谁的表演能够使这个故事有现实感?如果作为导演的你,因为电影明星参与了这个项目,而不能自己作出选角的决定时,你就很难拍出你真正想要的电影。因为选角是你必须做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决定。如果这个决定已经为你做好了,那你该怎么工作呢?

TL:你和演员之间的合作也很独特。你按时间顺序拍摄电影,不会一下子暴露所有的东西。对于这部特殊的电影和演员来说,这个拍摄过程是怎样的?

肯·洛奇:这只是一种工作方式。当剧中的人物对这个家庭了如指掌,知道他们是谁,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于是便没有秘密让表演这件事变得困难。但当你想拍摄「惊喜」时,这就成了最难做到的事情。譬如当小女孩看到父亲打他的儿子——他打了他的头——当我们拍摄这个场景时,我们在那间卧室里为她重演了一遍,这确实对她产生了影响。当她偷钥匙的时候,我们拍下了这个过程(尽管我们不会把它放进电影里), 这样她会觉得自己真的偷了钥匙,于是会一直保密,直到她告诉他们钥匙在哪里。我认为在这种方法下,你会得到一个更真实的反应。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必花六周的时间去思考,“哦我的天呐,我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哭? ” 无论他们做什么,如果他们真的处于那个时刻,就可以做到。

TL:在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之前,我读了剧情梗概,我觉得它听起来像是当代的《偷自行车的人》:需要一辆货车来完成一项特定的工作,并通过卖掉一些东西来买那辆货车。我惊觉历史上不公正的基础总是相似的,但它发生的方式却在变化。

肯·洛奇:是的,这是一定的。这是雇主和工人之间永恒的斗争。雇员不得不为他们赚钱,雇主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他们劳动力的价值,这是私营企业的核心,也就是利润所在。譬如一个工人每次工作贡献10英镑,你付给他6英镑,或付给他7英镑,剩下的就是利润,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它具有永久性。两个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永恒的,这是不可避免的。

有趣的是,当你的政府是右派时,他们会说,“我们在这里是一体的。还记得大卫·卡梅伦吗?他是首相,他总是说“我们是一起的。”宛如财政紧缩时我们在遭受着同样的苦难,当然这根本不是真的。与此同时,杰夫·贝索斯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人们都在为他工作。

TL:在这方面,我确实希望人们在观看这部电影时能够更仔细、更深入地思考一下即时发货的人力成本。作为调研的一部分,你和送货司机谈过吗?虽然这是保罗·拉弗蒂的剧本,但我想知道你是否参与了这个过程。

肯·洛奇:作为原作者,保罗做了大部分的调查。我通过他认识了一些司机和护理人员。他和出租车司机们一起出门,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害怕发言。但最后他找到了一两个,陪他们一起出去、整天和他们坐在一起。他说他每天早上都会带一些三明治给其中一个人,但是到了晚上八点他们依旧没有吃,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

我们听到了一些故事。其中有一个很特别,有一位男人是个糖尿病患者,他预约了与他的顾问医生见面,但去了之后就被罚款了。公司罚了他150英镑,因为他当时不在工作现场,即使显然他已告知了公司方面。

TL:我的天。

肯·洛奇:然后他没有再去过下一个预约,在此之后的预约也是如此。和他一起工作的人看着他病得越来越厉害。他的妻子非常担心就说,你必须去看医生,必须去医院。他没有去,不久他就去世了。当然,公司寄出了一封慰问信,但也仅限于此了。她的妻子不得不搬出他们的家,因为她无法支付房租,而公司对这一切是没有责任的。所以她真的遇到了麻烦。当然,这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例子。我们认为最好只讲一个普通的、平凡的故事。这就是普通家庭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数百万人的生活,真的。

《我是布莱克》(I, Daniel Blake, 2016)

TL:你刚才和我分享的故事也可能出现在《我是布莱克》中。这两部电影是如此相得益彰。

肯·洛奇:是的,这是故意的。这发生在同一个城市(纽卡斯尔) ,它以同样的方式开始:画外音、黑色屏幕。所以你只是听到那些声音。这是我们的想法,首先你会集中注意力于别人在说些什么,然后你才能看到他们,这意味着这它们在相互衬托。

TL:这两部电影都让我对世界的现状感到一种明显的愤怒。

肯·洛奇:挺好的。“愤怒“——我喜欢听你这么说。

TL:我想知道一个人能做些什么才能把这种愤怒转化为一些有用的东西。

肯·洛奇:这是个大问题。 我觉得这是政治问题,你知道吗?它终究是无法避免政治的。我的意思是,人们加入工会使他们更加强大,他们提出带薪假期的要求,因此他们可以生病且不会造成损失。这些是基本的要求,这一切都归结于政治变革。在上次的选举中,左翼政党本可以做出重大改变。他们本可以结束这种虚假的自我雇佣的工作模式,让每个工人都可以享受带薪休假。他们会得到病假工资,每天只需要工作八小时并且能拿回基本的工会权利。但是媒体和企业组织对他们的抵制运动是如此的恶毒。他们(左翼政党)的提议让人们很生气,即使他们本可以做这些很好的事情。因此,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选举。我希望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美国。

TL:这让我们都十分担忧。

肯·洛奇:我的意思是,这种情况会出现在媒体和电视完全站在一边的时候(这很难)。人们习惯于认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处于中立位置,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它非常偏向右翼。所以它很难承受那种程度的操纵。左翼候选人杰里米·科尔宾的辱骂是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但不管怎样,你又能做什么呢?你只有继续坚持下去。

我的意思是,世无定事,历史是在不断发展的,不是吗?我们正处在一个不断演变的局势之中,现在的气候变化也十分不稳定。因此这是第一次使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关键局面。我们不能一直认为,“好吧,如果我们输了这场战役,我们将在20年后赢得下一场战役。” 因为这些年真的很关键,年轻人正在意识到这一点。在我们上次的选举中,正是年轻人选择了左派,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培养的,谈论气候(变化)。地球正在崩溃,而这正是右翼的弱点,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试图否认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这就是希望所在,也是改变可以发生的地方。


|原文首发于“导筒”(微信公号ID: directube2016)
|翻译:郑雯心(导筒翻译小组)

Tomris Laffly
Tomris Laffly

美国自由影评人,著名电影网站RogerEbert.com自由撰稿人,也定期为 Time Out New York、Film Journal International、Film School Rejects、Indiewire、Variety和Vulture等媒体杂志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