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指2017年）九月，筹办中的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想颁发以费穆导演命名的奖项，这需要获得费先生家人的授权。二〇〇九年我在香港拍摄《海上传奇》（2010）时，认识了费穆导演的女儿费明仪女士。但费女士刚刚过世， 我一时一筹莫展，不知道该如何联络到费家后人。
我想到了黄爱玲老师，她所编的《诗人导演——费穆》一书用详实的史料，为我们钩沉起中国影史的一颗明珠。因政治的风云变化，这颗明珠在中国内地被掩埋了近四十年之久。过去大陆有一种说法：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大众文化强势，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只有TVB电视剧与邵氏的刀剑功夫。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时，我们也在电影史课上简单了解过费穆先生，但借由《诗人导演——费穆》一书，我第一次全景式地了解到费先生的创作，这份扎实的研究成果正来自香港。
这份研究对大陆电影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它将中国三四十年代被左翼电影遮蔽的另一种电影传统延续了下来。黄爱玲老师和她同仁们的工作，弥补了大陆电影研究因意识形态影响而造成的缺憾。正如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读者重新认识了沈从文、张爱玲，我们认识费穆导演，理解费先生的美学，跟黄爱玲老师的研究有密切的关联。
《诗人导演——费穆》是黄爱玲老师亲手赠送给我的。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九八年的釜山电影节。那时候，我携处女作《小武》前往釜山参加新浪潮竞赛，黄老师是当时的评审。在颁奖之前，电影节特意安排参展导演与评审团见面，我记得坐了很长时间的车，从市中心的南浦洞到海边的海云台。她随一众人进来，直接走过来与我寒暄，始终面含微笑，淡然而沉静。那晚《小武》获得了新浪潮奖，我向她道谢，她只是淡淡地一句：“你拍得真好。”我知道这份荣誉一定与她的争取有关，但她绝不居功，没有更多的言语。我是一个羞于与人讨论自己作品的导演，没有再与她深谈。纷乱的派对场面，她立于一隅，自在而芬芳。
不久，《小武》在香港上映。我在《信报》上读到黄老师的评论文章。她的文章由小武的衣着谈起，讲他“瘦小的身躯在大了两个尺码的化纤西装里面摇摇晃晃，仿若田野里的稻草人”。她又写道：“小巷里空空荡荡的，街外传来放肆的流行歌曲声，备感凄凉。市中心的街道上沙尘滚滚，拆旧建新的大小工程分秒必争地在进行。”
从她文章的第一行开始， 我便将黄老师引为知音。我一直觉得，好的电影是将文字无法表达的感受，借由影像表达；而好的评论是将影像蕴含的气氛， 借由文字还原。我惊诧黄老师对我电影中氛围的准确描述，她的评论没有“好”与“坏”之类的武断结论，有的是优雅、善意与情感捕捉的敏感。于导演来说，这是一种知音般的理解，挚友般的诤言。
我的第二部影片《站台》（2000）在香港放映的时候，黄爱玲老师在《信报》又写了一篇评论，文章第一句是：“重看贾樟柯的《站台》，心中依然戚戚。这般年轻怎么会对生命有如斯悲苦体会？”这句话让我读得热泪盈眶。我的生存环境中本来并无电影，想拍电影确实是非分之想。之所以排除万难，成为电影工作者，确实是我成长的环境，让我有话想讲。正如她说的，年纪不大却也经历过一些艰难时刻。我同样被她的洞察力所折服。也许只有同样性情之人，才能够心心相映。
黄老师收到我关于费穆奖的求助电邮后，很热心地帮我们联系到了费穆导演的儿子费明熙，一切进展顺利。我们都觉得，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费穆电影奖评审，黄老师不可或缺。我便又写信邀她来平遥，她欣然应允。
十月底的平遥已经异常寒冷，黄老师穿一件羽绒服，奔走在平遥电影宫各个影厅之间。这是我们第一年办影展，她跟一群评审坐在五百座的“小城之春”影厅里，犹如定海神针。影展太忙，我只与黄老师有过简单一叙，一见如故又淡若君子之交，重要的是我们都在电影这个江湖之中，江湖儿女情深义重，自不多言。做影展是一个需要协调各方资源、克服万重困难的事情，在开幕式上，我也一度哽咽。影展结束之后，我收到黄老师的一封电邮，说她已安然回到香港，她在信中说：“在平遥这七八天，感想特別多，充分感觉到你们办这个电影节的不容易，也正因为处境的复杂与艰难，你和团队的意志和冲劲，更让我肃然起敬。”这是她对我的体谅、体察与鼓励。
没想到，不久便突然得知黄爱玲老师辞世的消息。那一刹那，我脑子一片空白。想着她的样子，有如想起一缕花香。
|本文原载于《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季刊》第四十二号，201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