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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爱玲

去年(指2017年)九月,筹办中的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想颁发以费穆导演命名的奖项,这需要获得费先生家人的授权。二〇〇九年我在香港拍摄《海上传奇》(2010)时,认识了费穆导演的女儿费明仪女士。但费女士刚刚过世, 我一时一筹莫展,不知道该如何联络到费家后人。

我想到了黄爱玲老师,她所编的《诗人导演——费穆》一书用详实的史料,为我们钩沉起中国影史的一颗明珠。因政治的风云变化,这颗明珠在中国内地被掩埋了近四十年之久。过去大陆有一种说法: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大众文化强势,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只有TVB电视剧与邵氏的刀剑功夫。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时,我们也在电影史课上简单了解过费穆先生,但借由《诗人导演——费穆》一书,我第一次全景式地了解到费先生的创作,这份扎实的研究成果正来自香港。

这份研究对大陆电影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它将中国三四十年代被左翼电影遮蔽的另一种电影传统延续了下来。黄爱玲老师和她同仁们的工作,弥补了大陆电影研究因意识形态影响而造成的缺憾。正如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读者重新认识了沈从文、张爱玲,我们认识费穆导演,理解费先生的美学,跟黄爱玲老师的研究有密切的关联。

《诗人导演——费穆》是黄爱玲老师亲手赠送给我的。

2011年 第三十五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 ,「 赛马会电影学堂 」的国际大师班请来贾樟柯主讲 ,黄爱玲任嘉宾主持 ,二人开讲前合照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九八年的釜山电影节。那时候,我携处女作《小武》前往釜山参加新浪潮竞赛,黄老师是当时的评审。在颁奖之前,电影节特意安排参展导演与评审团见面,我记得坐了很长时间的车,从市中心的南浦洞到海边的海云台。她随一众人进来,直接走过来与我寒暄,始终面含微笑,淡然而沉静。那晚《小武》获得了新浪潮奖,我向她道谢,她只是淡淡地一句:“你拍得真好。”我知道这份荣誉一定与她的争取有关,但她绝不居功,没有更多的言语。我是一个羞于与人讨论自己作品的导演,没有再与她深谈。纷乱的派对场面,她立于一隅,自在而芬芳。

不久,《小武》在香港上映。我在《信报》上读到黄老师的评论文章。她的文章由小武的衣着谈起,讲他“瘦小的身躯在大了两个尺码的化纤西装里面摇摇晃晃,仿若田野里的稻草人”。她又写道:“小巷里空空荡荡的,街外传来放肆的流行歌曲声,备感凄凉。市中心的街道上沙尘滚滚,拆旧建新的大小工程分秒必争地在进行。”

从她文章的第一行开始, 我便将黄老师引为知音。我一直觉得,好的电影是将文字无法表达的感受,借由影像表达;而好的评论是将影像蕴含的气氛, 借由文字还原。我惊诧黄老师对我电影中氛围的准确描述,她的评论没有“好”与“坏”之类的武断结论,有的是优雅、善意与情感捕捉的敏感。于导演来说,这是一种知音般的理解,挚友般的诤言。

我的第二部影片《站台》(2000)在香港放映的时候,黄爱玲老师在《信报》又写了一篇评论,文章第一句是:“重看贾樟柯的《站台》,心中依然戚戚。这般年轻怎么会对生命有如斯悲苦体会?”这句话让我读得热泪盈眶。我的生存环境中本来并无电影,想拍电影确实是非分之想。之所以排除万难,成为电影工作者,确实是我成长的环境,让我有话想讲。正如她说的,年纪不大却也经历过一些艰难时刻。我同样被她的洞察力所折服。也许只有同样性情之人,才能够心心相映。

黄老师收到我关于费穆奖的求助电邮后,很热心地帮我们联系到了费穆导演的儿子费明熙,一切进展顺利。我们都觉得,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费穆电影奖评审,黄老师不可或缺。我便又写信邀她来平遥,她欣然应允。

2017年平遥国际电影节费穆单元评审团成员合照,左四是黄爱玲 ©PIFF

十月底的平遥已经异常寒冷,黄老师穿一件羽绒服,奔走在平遥电影宫各个影厅之间。这是我们第一年办影展,她跟一群评审坐在五百座的“小城之春”影厅里,犹如定海神针。影展太忙,我只与黄老师有过简单一叙,一见如故又淡若君子之交,重要的是我们都在电影这个江湖之中,江湖儿女情深义重,自不多言。做影展是一个需要协调各方资源、克服万重困难的事情,在开幕式上,我也一度哽咽。影展结束之后,我收到黄老师的一封电邮,说她已安然回到香港,她在信中说:“在平遥这七八天,感想特別多,充分感觉到你们办这个电影节的不容易,也正因为处境的复杂与艰难,你和团队的意志和冲劲,更让我肃然起敬。”这是她对我的体谅、体察与鼓励。

没想到,不久便突然得知黄爱玲老师辞世的消息。那一刹那,我脑子一片空白。想着她的样子,有如想起一缕花香。

|本文原载于《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季刊》第四十二号,2018年4月。

贾樟柯
贾樟柯

中国当代著名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