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計閱讀時間為: 22 分

葛洛丽亚·斯旺森在纽约, 1960年|©️Jack Mitchell

为了纪念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的《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1950)首映70周年,我们在此重新刊登传奇明星葛洛丽亚·斯旺森(Gloria Swanson)在1969年接受我们的一次经典采访的编辑版本。斯旺森以宏伟的视角回顾了她作为好莱坞黄金时代(那是个电影仅在大银幕上展现的时代)最伟大的明星之一的传奇一生。

表演是一个很奇怪的词。我想每个人一生都在表演——律师、医生、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的那些人。“世界是个舞台”,每个人都在其中表演。那么,什么是表演呢?我想了很久。有些人的职业生涯就是在扮演自己,就像塔卢拉赫·班克黑德(Tallulah Bankhead),无论她演什么,都是她自己,只有一次表演例外:在《小狐狸》(The Little Foxes,1941)中。在那部电影里她不是塔卢拉赫,她就是那个角色。我还认为,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也永远在扮演自己,他很有魅力,但无论他是演牛仔还是演外交官,他都是加里·格兰特。这是其中一种表演,演员自身的人格魅力强过所扮演的角色。

还有另一种表演,就是我这样的,显然我没有自己的人格魅力,我这么说的依据就是你无法模仿我。你可以模仿诺玛·德斯蒙德(Norma Desmond)——我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或者去模仿《神女生涯恨事多》(Sadie Thompson,1928)中的塞迪·汤普森(Sadie Thompson),但你没法模仿格洛丽亚·斯旺森,甚至都没人尝试过模仿我本人。我的法国丈夫亨利·德拉·法莱斯(Henry de la Falaise)曾经告诉我,我是一个喜剧演员,要我成为任何人或事物都可以,我会把环境和周围的人的特点都吸收进来成为我自己。我怀疑这是否是表扬,也可能是可怕的侮辱。不管怎样,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愚蠢的海岸》(The Coast of Folly,1925)

当我在思考如何表演一个角色时,我发现我在脑海中看到的是我在剧本中读到的这个人。我就像一个画家,或者像一个雕塑家去塑造这个人物,在开始用刀子雕刻之前就能在一块石头上看到他想要的东西。所以我是一块画布:画的样子在脑海中,然后用某些工具把它转移到画布上。当我在创作一个角色的时候,很有可能会从生活中偷师。有一次在《愚蠢的海岸》(The Coast of Folly,1925)中我扮演两个角色——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女儿体格比较健壮,而母亲是一个愚蠢的女人,她不想让自己的丈夫知道她有一个成年孩子。她想让自己变得年轻。所以我借鉴了范妮·沃德(Fannie Ward)的衣服,范妮·沃德是那个年代很有名的女人,她做了整容手术,有珠宝和雪纺遮住脖子。然后,我又借鉴了埃莉诺·格林(Elinor Glyn)走路的样子,她视力很差,戴眼镜都没用,所以她走路有些不稳。我还借鉴了《上海风光》(Shanghai Gesture)里的女演员弗洛伦斯·里德(Florence Reed)的一些形态举止,再加上我收集到的其他一些东西,我就知道了我要扮演的这个女人会是怎样的人,因为她脑子有点蠢。

结果我创造了一个对我来说很奇怪的角色,以至于当电影上映的时候,并没有赚到多少钱,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女人就是我扮演的。那时候,人们会去电影院看他们喜欢的演员,所以他们会去看我,然后会看到我扮演那个年轻女孩的短暂片段,但扮演她蠢母亲的那个女人是谁,他们不知道,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在开始时进来,没有看到片头字幕的话,他们不会意识到,这个女人才是主角。所以,虽然我觉得那是一次好表演,也是一部有趣的电影,但它并不是人们所说的经济上的巨大成功。

我曾经在《命运之人》(Man of Destiny)的剧中扮演间谍,同一天晚上还演了J.M.巴利(J.M. Barrie)的《老妇人展示她的勋章》(The Old Lady Shows Her Medals,1952),两部剧完全不同。我用头饰之类的东西把自己弄得很高大,然后在下一部戏里,我就很矮小……我就像朗·钱宁(Lon Chaney)一样。我的女儿坐在第一排,她刚刚看到我在前一部剧中的表演,然后看到五个女人在下一部剧中,竟然找不到哪个是我,她都快疯了,以为没有我,她来到后台哭哭啼啼的:“我妈妈在哪里,我妈妈在哪里?”别人给她指出了我是哪一个,他们给她指出了我是哪一个。在整个演出过程中,你能听到观众总在翻看节目单——哪个人是葛洛丽亚·斯旺森?对我来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表演:如果我自身有人格魅力的话,也是被淹没的,而角色才是最重要的。

葛洛丽亚·斯旺森和塞西尔·戴米尔在《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1950)拍摄现场|©️Paramount Pictures

和戴米尔导演的合作经历

至于导演,也有不同的种类。有一种导演是允许演员对角色进行自己的诠释,就像乐队的指挥,把它往下调或者往上提。还有一种导演自己的演技很蹩脚,却要告诉演员怎么做。所以往往带来的是糟糕的表演,演员想模仿一个演技原本就不怎么样的人。我曾有过在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香港女伯爵》(A Countess from Hong Kong,1967)的片场的经历。我认为卓别林是一个永远伟大的天才。要是没有他贡献的一些喜剧技巧,我不知道喜剧会变成怎样。但我在《香港女伯爵》的片场呆了40分钟还是一个小时,我很震惊,因为如果我是其中一个演员的话,我绝对会疯掉。白兰度(Brando)和索菲亚·罗兰(Sophia Loren)就像孩子一样看着编舞师,那个人会给演员展示,他向右走了两三步,然后转身……导演所要做的就是对演员说:“你向右移动几步,确保不要走出灯光外,或者门不会遮住你,然后就转身说你的台词……”要把它和对话联系起来。但如果把它和默剧联系起来,那演员就只是一个木偶——甚至也不是一个好木偶。他们两个人的脸色都不好看,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忍受的。因为如果不断地让他们做出可能不符合他们对角色的想法的动作,他们怎么能为角色贡献自己的诠释呢?如果他们不够好,那就找别人,找一个可能更接近导演想法的人。

就我个人而言,我很幸运。我和塞西尔·戴米尔(Cecil DeMille)一起工作,德米尔和一个叫大卫·格里菲斯(D. W. Griffith)的人很不一样,他俩的事业都是在同一时间发展起来的。你总能看出一个演员是否和格里菲斯合作过,因为他们都有同样的动作。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当他们受到惊吓时,他们会像老鼠一样畏缩,他们不是把手指缩起来,而是握紧拳头,他们会嘴角下倾……莉莉安·吉什(Lillian Gish),桃乐丝·吉什(Dorothy Gish),所有合作过的人。即使是男演员也有标志性动作,如果你不知道导演是谁,只看到演员,你就会知道这是格里菲斯的电影,或者至少他们曾和格里菲斯合作过。

现在说说戴米尔……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演员对他说:“戴米尔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想让我怎么演这一幕?”戴米尔说:“不,我不会告诉你怎么演,你已经看过剧本了,我雇你做演员,你就演吧,如果不好,我会告诉你。”这个演员以为他在奉承讨好德米尔,结果却被他责备。他从来不允许任何人告诉我该怎么做。有一次,一个编剧要来片场告诉我她认为我应该怎么做。德米尔先生把她赶出片场,说:”别和我的人说话,不用管她,她可以的。”

导演比利·怀尔德(左)、葛洛丽亚·斯旺森(中)和塞西尔·戴米尔(右)在《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1950)拍摄现场|©️Paramount Pictures

我会熟悉片场,因为如果它是我的家,我想在里面有家的感觉。所以我会做一些事情,然后他就会说:“我想我们会用那个。”有时我不记得我做了什么,然后他就会提醒我。我和他连续合作了六七部电影。我是唯一一个和他合作这么久的演员——其他人大多只拍了一两部电影。这给了我信心,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在此之前,我和杰克·康威(Jack Conway)合作的时候,我就有过为角色提供自己的诠释的经验,那时和他合作拍过几部片。但我还是从戴米尔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我对电影制作的整个行业有强烈的好奇心,而不仅仅是表演……他也喜欢这样,我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样做,而他很喜欢我的好奇心。我喜欢去剪辑室去了解他们是怎么做的。大多数演员没有这种好奇心。他们在片场完成自己的工作,迫不及待地想回家。我不是那样的人。我那个年代还没有工会。如果你想继续工作、完成那场戏的话完全可以。

在我和派拉蒙签约的头几年,我和山姆·伍德(Sam Wood)合作拍了大概十部电影,第一部是在《安娜托尔韵事》(The Affairs of Anatol,1921)之后,当时我刚生完孩子。我不想当明星,我想继续和戴米尔先生一起合作。大家都以为我疯了。但戴米尔告诉我,我必须离开他,我必须自己去做明星,因为他说:“你是明星,我也是明星,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我说:“可是戴米尔先生,如果我走了,你就不会有好的布景,我也不会有好的故事,我也不会有这个,我也不会有那个,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会给我那么多钱,他们会在别的事情上节约开销……”他说:“年轻人,不会有事的,你去吧。”于是,我和山姆·伍德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是编剧埃莉诺·格林(Elinor Glyn)的作品,叫《伟大时刻》(The Great Moment,1921)。

《轻举妄动》(Indiscreet,1931)

黄金年代

一开始,我从来没有与埃森内(Essanay)公司合作过,只和启斯东(Keystone)公司合作。当我和马克·森内特(Mack Sennett)合作时,我只拍轻喜剧。我没有拍过那种有洗澡女郎或是搞笑警察的滑稽喜剧。但基本上我只和几个导演合作过。我和比利·怀尔德合作过一部电影,我和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Erich von Stroheim)合作过三分之一部电影。除了他们之外,我合作过的导演都不是很出名。我一直想和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合作——谁不想呢?每个人都想和刘别谦合作,但很不幸我没合作过。当然,此后还有其他导演我也想合作。

《出售社会》(Society for Sale,1918)?是的,在弗兰克·鲍沙其(Frank Borzage)和我自己都还没有出名之前,我们就拍了这部片子。我没有意识到我和他合作过……他拍了一些很棒的电影,一个非常敏感的导演。我和莱奥·麦卡雷(Leo McCarey)一起合作了一部叫《轻举妄动》(Indiscreet,1931)的电影,莱奥·麦卡雷是一个更像演员的导演。他会为自己讲的笑话发笑。我不认为这部电影是特别好的。它是由德西尔瓦(DeSylva)、布朗(Brown)和亨德森(Henderson)写的,里面有很多音乐和歌曲,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在里面。

拉乌尔·沃尔什(Raoul Walsh)是一个伟大的导演,充满了活力。我们一起创作了银幕版的《神女生涯恨事多》。我们现在找不到电影的最后一卷了,简直犯了大错啊。这是我做制片的时候,我让他在里面演主角。他不愿意,很害羞。但奥哈拉这个角色,应该是有点害羞的,他绝对是完美的。之后他们又重拍了两次……哦! 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版本的《雨》(Rain,1932)是由刘易斯·迈尔斯通(Lewis Milestone)拍摄的,他很有艺术感,决定要用摄影机做一些花样……那是克劳馥的“淑女”时期。沃尔特·休斯顿(Walter Huston),他是个不错的演员,但在片中也很糟糕。但我们的电影有莱昂内尔·巴里摩尔(Lionel Barrymore),你可以想象他那种狂热的样子……他是完美的戴维森先生。

《美丽夫人》(Madame Sans-Gene,1925)

我和艾伦·德万(Allan Dwan)一起拍了很多电影,他很棒,我们在片场一起写故事。在那个年代,你不会完全按字面意思去理解一个场景;如果你想改变一些东西,你就去改变。当我演《虐待》(Manhandled,1924)时,我在里面有模仿卓别林,我在《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1950)中又演了一次,但我第一次在《虐待》里演得更好,因为当时我的脸比较圆。我在《日落大道》中的时候太瘦了,看起来不像他。我有一张照片,看起来和卓别林一模一样,小手,圆脸,一切都和他一模一样。我给卓别林看了,他说:“我想知道和你合作的导演是谁?”那是艾伦·德万:是他拍的那部电影,我在里面演了两个角色——母亲和女儿。

哦!《美丽夫人》(Madame Sans-Gene,1925)。我们找不到那部片了!那部电影是由莱昂斯·彼雷(Léonce Perret)导演的,是一部精品。但美国的派拉蒙公司根本不欣赏它。你知道如果巴黎在上一次战争中被轰炸了,这部电影将是一个无价的记载吗?我们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马尔梅森(Malmaison),康比涅(Compiègne)拍摄,不仅仅是花园。这部电影是那些房屋的记载,底片丢了真的是个大错。简直不敢相信法国人没有拷贝,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曾经为每张底片制作了340-350张拷贝,并且有一定数量的拷贝被送到国外。现在你知道,当一部电影的放映周期结束后,这些拷贝应该被退回到交易所或者销毁。但没有人销毁它们,他们不忍心销毁,放映师把它们放进仓库。我不相信,我也永远不会相信……世界上竟然没有《美丽夫人》的拷贝。忘了我在里面吧,这与此无关。我说的是它是一个永恒的记载这个事实。法国电影院声称他们没有拷贝,但我不相信他们! 亨利·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是个老人吗?他比我还老吗?如果他比我还老,我会比他活得更久,我还会看到它。我愿意向拥有拷贝的这个人跪下来.……“让我看看就好。”我会说,“我会为你保密的……”因为在我拍的所有电影中,《美丽夫人》让我成为了第一个在国外拍电影的美国制片人和演员,我当时只有24岁,太激动了,那是一部好电影。

《凯利女王》(Queen Kelly,1932)

在《日落大道》之前

今天你总能听到很多关于明星离开片场、争吵、导演离开、换了新导演之类的新闻。我当年从没碰到过,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过拍到一半放弃的情况。《凯利女王》(Queen Kelly,导演: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 Erich von Stroheim,1932)那是我自己的作品。我是老板,这是我的钱;另外,我们当时有审查制度,这部片子会被扔进废纸篓。不,那是另一回事。有一次,也是和派拉蒙老板阿道夫·祖克尔(Adolph Zukor)……派拉蒙答应给我一封信,但他们没有给我。 当祖克尔来到片场时,我对他说:“祖克尔先生,四天来,我每天都在等你的信。现在我必须威胁你,告诉你,除非我拿到信,否则我明天早上就不在这里了!”

于是我收到了信,就这样。我没有离开片场,只是打算不去了,除非他们给我承诺的东西。这是一个信守承诺的问题。但今天你会发现演员的发型师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好像这有什么区别似的——反正他们看起来都像头顶上有只布袋鼠。有人从别的地方飞来,需要花费数千美元,临时演员全部都在等着。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即使在我做制片的时候也是如此。很多次为了准时上场,我连早餐也不吃。

《凯利女王》的情况是,画面的前三分之一要在小王国,然后我们去非洲。有一点点拍非洲的场景,然后我就停拍了。所以两年后,在拍完《侵犯者》(Trespasser,1929年)和《轻举妄动》还有一些其它电影之后,我拿到了这个胶片,它花了我80万美金……仅仅是在王国里拍的那部分就有两万英尺长。那我该怎么办?就让它放在架子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你没必要去非洲。为了拿回一些收入,我在上面添加了一些音乐,然后去剪辑。我不能让故事以她跳进河里结束。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收尾,所以我拍了我躺在柩台上死去的镜头,那个年轻人来看我,以为他会来带我走。我必须拍摄那场戏,我是在我家拍摄的。因为那是几年后的事了,我甚至不知道冯·施特罗海姆在哪里。从我说“对不起,我要回我的小屋”开始,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那时候我打电话给纽约,被告知会被审查。

冯·施特罗海姆的问题是他拍了太多的东西。有时你不仅有数千英尺的镜头,而且每天还要工作5个小时,所以,仅仅是为了拍一个烟灰缸的特写,就得花2000美元。拜托!施特罗海姆的一切都很细致。当我们在拍《日落大道》时,他去找比利·怀尔德说:“听着,你把我从欧洲带到这里来,说‘是的,夫人’和‘不是的,夫人’。为什么不让我帮她修鞋,帮她洗胸罩?”每天早上他都会拿着一张又一张的纸来,比利·怀尔德会说:“我们没时间了,我们要讲的是故事,不是细节。”但这并不是冯·施特罗海姆的伟大之处。他的电影深入人心,你几乎可以闻到味道。如果你能坐在剧院里看5个小时,那就好了;但当你不得不把它剪辑一下,钱也没了……这一直是他的问题。有人告诉我,他不会去剪《凯利女王》,我们有2万英尺的胶片,用于三分之一的电影。所以我们本来有6万英尺的胶片要剪成1万英尺。怎么办?我们的预算只有70万或80万,但现在需要200万。

我直到多年后才见到施特罗海姆,当时他在《毒药与老妇》(Arsenic and Old Lace,1944)里。几年过去了……我不知道过了多少年……我去后台和他打了招呼。第二次见到他是在《日落大道》的片场,他还是老样子。

《日落大道》(Sunset Boulevard,1950)

当我们开始拍摄《日落大道》的时候,我们只有26页的剧本,编剧布雷克特和怀尔德决定让我来拍这部电影,我不想去拍。因为在最初的剧本中,他们想让我说一些关于还活着的人的真实的事……我说,不,我会概括,但我不会那么残忍,那是不必要的。比利·怀尔德说:“就试一下吧。”于是我就照做了。他们让我谈论那些还在的人,似乎没有任何意义。我可以泛泛而谈,说一些诸如“看看那些大师级的人物,他们把偶像都拿去砸了。”但具体说到这个人那个人……似乎不妥。他们指出,我是诺玛·德斯蒙德(Norma Desmond),而不是我自己。但我说,你看,即使我在自己身上挂了一个这么大的牌子,很多人还是会说——这是我的传记。这是很愚蠢的。首先,我确实拍了一些有声电影,如果大家不记得了,那是很遗憾的,因为我觉得那些都是好电影。其次我不活在过去,我没有渴望重现任何过去,我更多的是一个活在当下也会展望未来的女人。我不是一个隐士,我当然没有枪杀过任何人,他们也没有脸朝下漂浮在我的浴缸里。当你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时,他们才会意识到自己这样说是多么愚蠢……我确实已经很久没有拍过电影了。而电影中唯一对我的职业生涯有现实意义的是,戴米尔先生曾经叫我‘年轻人’,而我总是叫他‘德米尔先生’。

我必须告诉你,《日落大道》是一部很容易拍的电影,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它有一种火花,而这种火花永远不会熄灭。我们花了12个星期的时间来拍摄这部电影,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快乐的一天。每天我上班的时候,我都会一路唱着歌来到摄影棚,像鸟儿一样唱歌。在画面的最后一幕,当我从楼梯上下来的时候,我哭了……我希望能重新开始,因为这12个星期是我所知道的最快乐的一周。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的母亲,她以前不太关心我的事业,当时和我住在一起,在拍片结束后的三四天,她对我说:“你知道吗,葛洛丽亚,我觉得好像有人离开了这间公寓。”而那个人就是电影中的主角德斯蒙德。我不是一个会停在角色里出不来的演员。通常当我把戏服脱掉、妆容卸掉之后,我就把这个角色放下了。然而,在家里,晚上,由于诺玛有另一个声音,我母亲有时会提示我,这可能使她成为焦点,这另一个角色。我对医学上的精神分裂症这个名词不够了解,但我知道你可以有两个角色,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角色。在我看来,你会有意识地创造一种幻觉,这几乎成为… 不是一个坚实的东西,但它肯定是存在的。

然而我晚上在家的时候,因为我饰演的角色是另一种声音,我母亲有时候会给我提词,所以我这个角色就会成为关注对象。我不了解医学上的精神分裂这个说法的意思,但我知道我就是有两个角色,从一个转换到另一个。在我看来,我有意识地创造了这种幻觉,这几乎成为……虽然不是一个切实具象的东西,但确实存在。

导演比利·怀德和葛洛丽亚·斯旺森在《日落大道》拍摄现场|©️Paramount Pictures

我不知道其他演员对此有何感想,但有一次我被要求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扮演自己,是《比佛利山庄人》(The Beverly Hillbillies)这个节目,要我扮演葛洛丽亚·斯旺森。我说:“当然,好的。”但当我到了片场,我想……“我怎么走路……我怎么说话? 我不知道”。我对葛洛丽亚·斯旺森是什么样的人一点概念都没有!这是我做过的最难的事情,因为我发现自己很有自我意识。“我是这样去做的吗?真傻!”这很奇怪。

为什么你要拍照的时候不告诉我?我告诉你:只要你装个柔光镜,不要上来拍我的鼻孔,就可以了。你就去拍几张照片吧。因为如果你不拍几张,天知道他们会用太平间的什么照片。

不,不,不,我不打算写回忆录,因为我想作为唯一一个没有写回忆录的人而出名。每个人都会写回忆录,我不想在我的坟墓上写墓志铭。

注:尽管斯旺森说过不写回忆录,但她事实上还是在1980年出版了回忆录《斯旺森论斯旺森》(Swanson on Swanson),并获得了极大的赞誉。

|采访:Rui Nogueira|原刊于《视与听》(Sight & Sound)1969年春季刊
|翻译:小双|中译文首发于微信公号“壹影志”(WeChat ID:iCine_Magazine)

Gloria Swanson
Gloria Swanson

(1899年3月27日-1983年4月4日)美国电影女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