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奇怪的人和生物不仅从心灵中浮现，也从肉身涌出，会发生什么？
在雅典文化界被誉为传奇音乐人和导演的亚历山德罗斯·沃加里斯（Alexander Voulgaris，艺名The Boy），既具体又抽象地呈现出受到创伤的音乐人的身心体验。他的女主角玛戈困在狭小的雅典公寓中无法出门，在绝对的孤独中面对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童年丧姐的阴影。
在《They Come Out of Margo》中，影片融合了多种影像质感、格式与风格，结合定格动画与流动影像、变化多端的色彩，营造出一种仿佛坠入深渊的状态。对玛戈（Margo）而言，这是一场对记忆、心理状态，以及她与外部世界之间可见与不可见纽带的幽闭式体验。
随着故事进行，玛戈步入四十岁生日，她的现实经历渐渐与已故的姐姐交织在一起。此时，影片体验也融合了音乐的律动与迷幻的感官冲击——一场真正的影像与声音盛宴，散发出一种原始、近乎野性的艺术表达能量和心理张力。
导演亚历山德罗斯·沃加里斯在访谈中探讨他独特的电影创作与音乐世界。
陈韵华（以下简称：CYH）：音乐在你的电影中如此重要……
Alexander Voulgaris（以下简称：AV）：因为本片聚焦一位音乐人，音乐本身便是主题的自然延伸。一直以来，我的思考方式都与音乐密切相关。我受特伦斯·戴维斯的《远方的声音，仍在回荡》（Distant Voices, Still Lives）很深远的影响，那几乎是一部多部清唱剧，音乐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展开叙事与塑造角色。
CYH：本片的起始点是什么？
AV：通常我的创作源自个人体验，但这次的灵感来自一次音乐现场演出，那个音乐表演者与影片中的角色相似。因为那次舞台体验极为强烈，所以我开始撰写受她启发的剧本，经过了11 年，核心理念未变，但其中又不断变化出了新东西，演变出许多可能性。
CYH：影片中音乐类型多样，甚至包括一首关于雅典的歌。你是如何构建这部电影的配乐的？
AV：我和我的搭档将影片设定为拥有三条不同的音乐线。第一是玛戈作为音乐人创作的歌曲，这部分由我作曲；第二是派对上播放的插曲，由我的搭档创作，用英语演唱；第三是影片本身的原创配乐。我们始终以三条并行的配乐来构建，时而相互碰撞、快速转换。
CYH：视觉方面，影片也采用混合风格，多处使用胶片与定格动画，展现截然不同的质感。设计时出于什么考量？
AV：我们从一开始就偏好使用胶片，出于很多原因。对于这部电影，我希望尽可能呈现胶片独有的质感——那些只能在胶片上才能制造出的视觉“痕迹”。至于定格动画，我几年前已用像素化技术做了很多尝试，曾在音乐视频和短片中测试其视觉疲劳程度。通常定格是精致的“逐帧”处理，比如施万克玛耶（Švankmajer’s）的作品；而我们制作方式则更粗糙。我一步步试验其表现力，最终才将其引入电影之中，部分原因是玛戈是个足不出户的人，我们希望把外部世界的所有感受浓缩至这方寸之间，从而造成一种几近“暴力”的视觉冲击。
CYH：玛戈被困在室内，但内心世界似乎被外化——你在影片中玩味了内在与外在现实的层次？
AV：是的。片中并未明确告诉观众：“这是她的内心”，一切都在交叠重置之中。我对于现实、人际关系的理解是流动的，这并不是说我不欣赏传统叙事结构的电影，事实上我非常喜欢传统叙事结构的电影，而是，随着我对于现实主义和日常生活的理解，我对于空间、时间与主体的理解始终在发生着变化。
在短短一天内，我不是一个固定而恒定的存在：此刻我在此谈论这部电影，也在回忆 11 年来创作过程、合作者的贡献，同时，我心里也在想着现在在雅典的女儿、年迈的父母，所以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维度，而是同时有多重面向的叠加，其形态和时间性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动。我希望在叙事中反映这种状态，创造出克耶容纳多元变化的空间。
CYH：玛戈本身也在“演化”——我觉得“事物从自身衍生”的概念很吸引人。
AV：我认为可以更直白地理解这一点：这是她对成为母亲的渴望与恐惧，同样适用于歌曲或角色的创造。我相信很多导演不会把他们的角色当作完全真实的人，但也不全是虚构，而是存在于两者之间。
有一部我很喜欢的片——托德·索伦兹（Todd Solondz）的《两个故事一个启示》（Storytelling），是在《爱我就让我快乐》（Happiness）之后拍的，在其中一个片段里，他向在《爱我就让我快乐》创造出的角色请求原谅；我们创造出想看到的人，也创造出令自己恐惧的事物。这与心理恐惧、身心症相关。我多年一直与这些抗争，这也是这部电影中的一部分。
在我看到那场启发我的演唱会之后，我读了大量上世纪 70、80 年代女性创作者的资料，包括女性作曲家、小说家、电影导演，我发现她们其中很多人的生命里都有一个重复的主题：她们在 30–40 岁时常因母亲角色的职责而崩溃。
在那个年代，女性同时担任艺术家与母亲是件艰难的事，如今亦然。巨大的创作冲动与成为母亲的社会压力，常常发生冲撞并引发崩溃，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在我脑海。最终剧本中包含许多女性创作者的细节：她们的文字片段与经历，取材于不同音乐家与作家。
CYH：我也觉得电影在探讨孤独与投射——创作者的孤独，以及自我映射。
AY：确实。我与我的伙伴合作多年，但这些电影从我开始，也以我结束。虽然它们带有合作性质，但制作过程是孤独的。
扮演玛戈护士／好友的那位演员，看剧本后说了一句很动人的话：她把这部片视为“与黑暗的告别派对”——向“黑暗”与与之俱来的想法道别。对我个人而言，这种感受非常真实。
CYH：拍摄时有一些与演员一起的即兴或集体创作吗？
AV：几乎没有。我们不怎么排练——可能仅一次，而且时间很短。剧本非常紧凑，但我总会留一些不设定任何目的和台词的场景，我认为，观众大多数时候往往被叙事吸引，却错失“感受”空间。剧本中叙事暂停了的场景，反而能够让时间流动起来。
很多伟大电影中最重要的场景往往是在剧本中看起来最不起眼的那场戏，像《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中的镜子那场戏，如果你只读了剧本，可能会想：“这是什么东西？删掉了吧”，但那是即兴，却因其打断了叙事而极具力量。因此，在我的电影中我也为这类场景保留空间，让时间延展，那些多为即兴呈现。
CYH：你几乎所有的近期作品都与这位扮演玛戈的演员Sofia Kokkali合作？
AV：是的，最近四部。我们的合作意义重大。我很欣赏她，除了她是优秀演员并与我配合默契，更因为在她身上，我看见了我自己，也看见了我的母亲、伴侣，以及所有对我重要的人，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配合一旦默契了起来，我会愿意继续与合作愉快的人共事。
CYH：你原本是音乐人，最初是怎么进入电影行业的呢？
AV：我出生于这样的家庭：父亲是电影人，母亲是小说家兼编剧，姐姐也是导演，所以我并不需要为进入电影世界而奋斗，它一直就在身边。我始终对此感兴趣，所以有了自然的契机。
CYH：你下一部作品进展如何？
AV：今年我将拍两部新片，我的工作方式将首次有所变化。我先前的八部作品，都采用与本片相似的方式创作，但这次的新项目更“正常”，更符合传统电影制作流程，我迫不及待想尝试看看。作为观众，我既热爱那些既非传统的，也热爱那些主流的片子，同时也欣赏非常怪异的电影，我尊重所有的电影。
CYH：你喜欢类型片？
AV：没错，非常喜欢。我喜欢科幻、喜剧——从小看各种电影。我并不只迷恋艺术院线，也想试试其他的风格，从创作层面来看，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CYH：你的电影产量看起来非常高呢…
AV：我认为拍电影是非常难的事，一直害怕一旦放下了啥事都不干，也会害怕再也无法重新开始拍电影。所以我倾向不停地工作，像是个工作狂，有时工作得太多太快了，到了一种准备不周详程度，但我不介意，我最喜欢的一些电影就是那样诞生的。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不是事无巨细地准备，阿尔莫多瓦的早期作品亦没有。我想这与人的性格有关。比如我爱库布里克——他是电影之神，但我是无法成为库布里克的。我的做事方式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