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凤鸣》:翻开历史最沉的石块


和凤鸣,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是“右派分子”中的一个。这是王兵继九小时的史诗纪录片《铁西区》之后的第二部作品。全长三个多小时,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和凤鸣老人坐在自家沙发上的口述。

叙述是从她18岁在兰州欢迎解放军进城、放弃大学到《甘肃日报》参加工作开始的。王兵说,和凤鸣的悲剧在于,那个时代将人的生活拖入了政治漩涡。在长时间面对镜头的叙述时,和凤鸣的语调和表情都极为平静,却比任何激烈的情绪更为感染人。她的声音让我们感叹,在政治运动结束几十年之后,这段不堪的经历,是如何在这位老人心头徘徊。这段历史已经和她活在一起,她是历史的人质,活着只为了回忆。

《和凤鸣》这部纪录片的主体,王兵用一个固定机位,三小时只有几处剪接,除了中间有两处老人去厕所而离开画面,她在漫长的讲述中,一直保持着同样的语速和姿势。也没有任何提问,只是由和凤鸣说着,继续说下去。王兵惟一打断她,是请她开一下屋里的灯,因为室内已经暗得看不见老人的脸了。有人可能会说,这种纪录片会不会过于简化,变成一种声音档案、一种纯粹的口述史?那么如果你真的花三个小时去看(而不仅是去听)这部纪录片的话,就会被老人始终平静的表情中的任何一个细微变化而感动,会发现光线这一电影语言的重要性。

王兵选择了下午四五点开始拍摄。随着讲述的深入,光线越来越暗。妻子在报社的办公室工作,听到丈夫在楼上被上百人批斗的声音;一个革命青年突然变成阶级敌人,决意服药自杀,连幼子站在门口的呼唤也不理会;丈夫回抱着妻子,痛哭着说:“他们为什么要斗我的小娇娇啊?”……自然光从老人的脸上慢慢黯淡下来。当讲到夫妻在前去劳改的路上的生离死别,室内陷入了完全的黑暗。钱理群先生说,这是时刻需要面对“活下去还是不活”的严酷日子。

作为导演的王兵,对“反右”运动和夹边沟的材料非常熟悉,但是他并不试图反映历史全貌,并因此去拍摄更多活着的“右派”,也未使用更多的视觉素材(影像或图文资料)。他将我们的视线固定在和凤鸣家的客厅里,他说,“她每天生活的那个家……真的就像一个坟墓。我就希望能把这种感觉拍出来。”这么说或许有一些残忍,但正是这种手法,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对个体的残害,只要坐在和凤鸣老人的对面,听她说下去,历史自然在你的面前展开。

和凤鸣自述中说,在和丈夫一同挨批斗的日子里,在生与死的边界,他们尝到了苦难中爱的甜蜜。然而这前所未有的浓烈情感,却成为更加痛苦的引子。大饥荒后期,靠着室友每天偷一些生面粉而存活下来的和凤鸣,获准去王景超所在的劳教农场探视。冬天的夜晚,一个单身女人,背着沉重的行李,在北方边远的小站下了火车,走进茫茫雪原……这让我想起这部纪录片开场时三分钟的跟拍镜头:孤独的老人,拎着塑料袋,小心翼翼地走过满地冰屑的道路,走进她的住所,隐没在黑暗里……然而,当这个女子艰难地走到农场时,丈夫已经死了,死于饥饿,连尸骨都无处寻找。

此后回到兰州,悲剧并未结束。有罪该死,死又罪加一等。和凤鸣和她的家庭在打击和迫害中生活了几十年。1991年,她和儿子终于来到夹边沟,在丈夫遇难的地方,寻找他的坟冢。在“右派劳改犯”的坟地里,每个坟堆前都有一块石头,上面用黑墨或红漆写着死者的名字。为了防止日晒雨淋,有字的一面被朝下埋着。他们走遍整个坟场,翻开了每一个石块,可是时间终究还是模糊了那些姓名。丈夫王景超的坟冢,最终没有找到。和凤鸣和儿子只好在一块空地摆上祭品,面对长空,跪伏在地,痛哭不已。

就像它的名字那样简洁,这部纪录片只是记录了一个女人的讲述,不用场景,仅用声音,为我们翻开了一块历史最沉的石块,将那黑暗年代的一角复原。

继《铁西区》之后,《和凤鸣》再度摘得国际最重要的纪录片电影节——日本山形电影节的最高奖。今年9月,王兵的剧情长片《夹边沟》出现在威尼斯电影节。该片根据杨显惠的小说改编,描写了出现那片坟冢之前发生的故事。

(本文发表于于财新《新世纪》 2010年第41期“纪录片”专栏)

卫西谛
卫西谛

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影评人。先后在《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月刊》等数十家刊物撰写专栏。历任多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奖项的选片与评委。第49届金马奖评审。出版有十部电影书籍。2015年,独立出版个人摄影集《Way Away:66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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