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柏林-国际电影节回顾之二

“黄金的八十年代”,思想开放,艺术活跃,改革开放使整个社会无比振奋。1980年,中国的影院观众达到了293亿人次,直到92年以前,影院观众一直维持在百亿人次以上,电影市场空前繁荣。《大众电影》杂志创造了发行965万册的世界最高杂志记录。

在平均票价只有几角至1元的时期,当时影片票房过亿的就有《少林寺》(1982)1.4亿,《芙蓉镇》(1986)1亿,《周恩来》(1992)2.3亿,等等。那真是个人人进影院,整个社会看电影、评电影的“大影院时代”!对比今天的300亿票房,二万块银幕,却只有8亿“平均年龄21岁的狭窄观众”人次的“小影院时代”,着实让人感慨。

与姜文共赴柏林

好作品曾出不穷,国外获奖的消息也频频传来。从《黄土地》(1985)获得(瑞士洛迦诺电影节银豹奖,《老井》(1988)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樱花大奖,到《红高粱》(1988)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中国电影热”在世界上达到了第一个高潮。90年,我带着刚完成的电影《本命年》,来到了柏林。

记得我和姜文是乘对方提供的经济舱一起去的,乘客不多,可以找个空椅子睡下;姜文一路摆弄着新买的民用摄像机,说要给他出门不便的母亲拍外国风光看,典型的一个孝子。

初春的柏林,寒风料峭。一大早,我和姜文用买到的胶条,将从北京带来的《本命年》的海报贴在去电影节主会场的宣传栏和各种路边柱子上,因为只带了二十张,我们贴得非常小心、节省。

本届(40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Competition、电影全景Panorama、青年论坛Forum of New Cinema、儿童电影Children’s film 等项目的影片多达3、4百部,大公司、大制作、大师、大导的影片数不胜数;印象最深的是正红得发紫的西班牙新锐导演阿莫多瓦的新片《绑着我,捆着我》也入围了主竞赛单元,被捆绑着的女主角的巨大身影,就耸立在十字路口的中央!可怜,我们这几张寒酸的海报转眼就淹没在别人色彩缤纷的宣传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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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柏林张贴的《本命年》海报|图片来自网络

最早关注中国电影

几十年来,三大国际电影节之所以各领风骚,是因为其各自不同的特性。威尼斯创办最早,以推崇艺术为本;戛纳宣传规模大,商业价值最高;柏林则处于冷战前沿,主打政治牌。

1951年,第一届柏林节的规模不大,只有20个国家参加,实际控制活动的是美国驻德国的文化官员,他们想把电影节办成鼓吹西方文明,反对共产主义的文化桥头堡。因此,直到56年,柏林节被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E)接纳为A级以后,它的偏激的政治文化态度,仍旧经常引起媒体诟病。

比戛纳电影节晚了11年,它才把大奖给了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电影;创建23年后,电影节上才第一次出现了苏联的影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电影节。从此,柏林电影节开始把自己定位为东西方“冷战”的汇合与调停中的文化、政治角色。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对比威尼斯与戛纳,柏林节最早、最热情地关注中国大陆电影。当时的主席莫里茨·德哈登先生联系了在德国学习的余玉熙女士,要求她推荐中国电影,我们的电影管理部门也积极配合。

自1981年起,影片《燕归来》(傅敬恭导演)、《乡情》(82,胡炳榴、王进导演)、《陌生的朋友》(83,许雷导演),《血总是热的》(84,季文燕导演)、《雅马哈鱼档》(85,张良导演)等,连续参赛;82年,精通英语的著名电影编剧黄宗江先生出任评委,动画片《三个和尚》(包雷导演)在短片竞赛中获最佳编剧银熊奖。直到1988年,《红高粱》获得最高金熊奖,89年《晚钟》(吴子牛导演)获得评委特别奖银熊奖,柏林节把向西方、向世界介绍中国电影和文化的浪潮推向了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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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中影公司在电影节市场的摊位:余玉熙、谢飞、周晓东(朋友)©️谢飞

记者问答撑面子

《本命年》的媒体场安排在一天早上九点钟,我和姜文坐在二楼的包厢里,这是他第一次看完成片。看后他表示,我是个很凭感觉走的人,剧本读不下去,就不读、不接;片子看不下去,就离场。这个片子我接受了。我们也遇到些向我们祝贺的留学德国的学生,一位明确地说:你这个片子我打五分。

随后的记者见面会上,问题五花八门,有关政治、社会的最多,也不乏奇葩。一位意大利记者说:“每年的中国电影都给我们带来新东西,今年竟然可以表现“手淫”了?没受批评吗?”我跟他装糊涂,回答:“哪里有啊?” 有记者在称赞了姜文的表演后,问:“你是否受美国演员马龙白兰度和德尼罗的影响很多?”姜文也装糊涂:“没有,我没怎么看过他们的电影。”虽然我知道他很喜欢德尼罗,早就跟我借过《愤怒的公牛》的录像带。人在国外嘛,要撑点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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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飞、姜文在记者见面会上 ©️谢飞

访问柏林墙

处于对政治分外敏感的柏林节,又逢89、90两个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我们电影的经历也就分外奇特。

1961年建立、长155公里的柏林墙,是“冷战”时代的象征。隔绝一个城市、两个阵营三十年的巨墙,在89年11月9日,一夜之间倒塌了!时隔仅三个月,我们访问了这个曾经有名的存在。那时候,柏林墙还没有拆除,双方政界人士仍在理智的协商、博弈。每天早上,东柏林居民可以领号过墙来西柏林购物或探亲,晚上回去。

电影节特意安排了《本命年》到东柏林地区放映一场,让我和姜文领略了与“灯红酒绿”的西柏林完全迥异的“朴素陈旧”的东柏林。看电影之余,我们就到帝国大厦、柏林墙去游览,隔墙与守卫的东柏林士兵交谈、合影;购买的柏林墙残片纪念品至今保存在我家书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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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飞在柏林墙与东德士兵握手 ©️谢飞

斩获银熊奖

《本命年》影片被提名金熊奖,但最终是我个人获得了“杰出个人成就”银熊奖。评委会的评语是“一部表现中国现实的动人影片。”庆祝宴会时,两位评委,一个是著名的德国演员,向我们祝贺,并夸奖姜文的表演。

后来了解到,评委争论得很激烈;由于政治原因,他们只能把奖项给予个人,而不是代表国家制片厂的影片。当年的金熊奖是双黄蛋:法国大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的控诉纳粹罪恶的《八音盒》(1989)与捷克电影大师杰里·门采尔被“枪毙”了21年的表现“共产劳动营”的电影《失翼灵雀》(1969)。仍旧是充满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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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奖仪式前,从左二到右:谢飞,德国陪同翻译,姜文 ©️谢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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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熊奖领奖照,从左至右:谢飞、翻译、姜文 ©️谢飞

艺术离不开政治,艺术又不等于政治。几十年来,国际影节在时代与政治浪潮中的发展与变化经验,值得我们深入咀嚼与体会。

写于2015-6-27

本文刊登于 2015-8-7 《南方周末》
经作者授权转载

谢飞
谢飞

中国著名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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