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野夫老师（又名野夫，本名郑世平）行走江湖以学识渊博、情义绵长著称，人缘甚好，有口皆碑。作家章诒和曾称他“重感情，硬汉子”。野夫早年生活丰富动荡，近年退避南诏做神仙，连著多部畅销书。他的散文集《江上的母亲》曾获 2010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大奖，是首位获得此奖项的中国作家。今年，由野夫本人担任编剧，霍建起导演的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入围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近日在上海举办了首映。
【采访】
CINEPHILIA：听说《1980年代的爱情》最初就是以剧本形式写作，那肯定是要拍，您没想过自己当导演给拍了？
野夫：想过，最初写的时候就是想自己做导演拍一个自己想要的片子。当年影视圈的朋友、文学圈的朋友看完剧本都说好，但是需要修改。03年写的，12年了，一直压在手里。一是没时间修改；第二个是没有与影视公司达成协议，我自己又没挣够钱拍，所以也就不急着弄它，干脆给时间它自己发酵。
最初我就是想自己投资拍一个小电影，在那个年代一百多万就可以拍一个小电影。自己投资，自己当导演，自己对自己负责，否则把别人的钱拿来坑了，你自己也愧疚。这一放就放了十年，而且我是那种自己的剧本不愿意拿出去求人，“哎，你们要不要啊？”我没有这个习惯。包括我写文章、出书都没这个习惯。
CINEPHILIA：不喜欢兜售。
野夫：嗯，不喜欢投稿，不喜欢兜售。前年在德国做访问学者，人家又没给任务，你自己想写什么写什么。我突然想先把这个剧本改成小说，因为我断定它能畅销。我做了十年出版，我有经验，更何况我还有很多已经喜欢我散文的读者。我在莱茵河边娓娓地叙事，不急不躁地，一天写一段一天写一段，这样完成了小说。我朋友的出版社早就等着，我一给他就立刻出了，确实市场反应很好。微博上每天都有很多读者转发、好评、给我留言，包括很多我不认识的大V，像孟非、任志强。孟非我见都没见过，当然知道他大名，这些中年男人看了小说都泪流满面，自发地点赞、推广。
当时就觉得这个题材应该会有很多公司感兴趣，果然来洽谈的很多，最终跟上海大盈公司谈妥了，请了霍建起导演。
CINEPHILIA：您认为霍建起导演是拍这个电影最理想的导演吗？
野夫：他是理想的。最初我不认识霍建起，没有关系联系上他。制片公司买下版权，选了一拨导演，我也推荐了一拨人，经过一番周折，有人推荐了霍建起。制片人来问我，他不了解霍建起，可是我了解，我立马说能够请到霍建起是最好的，他是不二人选。霍导两口子都看过我文章，他听到这个项目，立马答应了，就这样达成合作。
CINEPHILIA：那老师您认为导演和编剧之间理想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野夫：导演和编剧应该是相互尊重，有充分的相互讨论。而事实上我认为不正当的情况是：导演怨编剧不行自己任意改戏，片子出来了编剧又骂导演乱改，常常双方因为一部戏翻脸断交，这样挺没意思的。编剧是这个故事的原创者，既然导演、制片看上这个故事就是有道理的；而导演的职责是实现一个故事的视听表达。同样是讲故事，不能说用画面讲故事就一定比用文字讲要高，反过来也一样。当然很多情况是，文学名著的改编不如原著，那是因为电影的长度，它的表现手法和结构不足以传达出文学名著的全部，所以这种递减是存在的。但是这次和导演的合作非常愉快，互相有启发，电影相对于小说有删有改。
CINEPHILIA：您刚刚提到孟非、任志强对这个小说的热情，大概因为80年代是你们共同的回忆和情结，您能否给我们晚辈描述一下美好的80年代吧，您最怀念哪个部分？
野夫：应该说8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很美好。文革后走向改革开放，人们都充满了激情，充满了理想。而且那时候人们真的是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更多，大家都很穷，人跟人之间比拼物质的情况很少见。那会儿诗人是高贵的，走到哪儿都是荣耀、体面的，不像现在诗人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诗人。那时候的生活很简单，举个例子：我走到很多地方去，上衣口袋只放一把牙刷，其它东西都不拿，到朋友家把脏衣服一脱，换上他的干净衣服就走了，完全没问题，那时候的朋友关系就是这么简单纯粹。那个时代才滋养我写的那种爱情，今天的爱情首要是抓住对方，今天的价值观是高大上、白富美。也正是那代人的理想主义和改造时代的激情才导致了后来的悲剧。比如片中的女孩，她的爱不是要求共患难、大团圆；而是成全你，不要你因为我毁在这个小地方，爱你就是不连累你，让你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成为更牛逼的人。
CINEPHILIA：郑老师，那我们在大银幕还会看到您自己在90年代的、2000年以后的爱情故事吗？
野夫：我当然还会写，可是电影是团队作业，不能保证我的爱情人家一定还愿意拍。
CINEPHILIA：那老师的爱情观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那种，还是一直在路上，期待更契合、更爱的人到来？
野夫：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爱情是少数，尤其越到后来，这种人越是少数；但是一生都有无数个可以称为爱情的人也是少数。我会认为我的生命中有一次、两次、三次是爱情，在此之后可能真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受。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你也一天天老去，激情一天天退却，或者被生活的挫败磨钝了，渐渐放弃了那种幻觉。
CINEPHILIA：所以您觉得爱情是幻觉喽？您现在还会期待爱情吗？
野夫：哦不，孔夫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一般人到五十岁以后就没有了。有的人也会有，我也有认识的老哥们儿还能焕发第二春，但是我对此已经不存奢望。我觉得生活和爱情是两件事情，生活就是生活，爱情就是爱情。
CINEPHILIA：您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野夫：我写诗很早，撇开童年、少年，在文革中长大在中学写的这些诗不算，我在文革中都在写诗，但是那会儿写的诗都很幼稚。真正开始写现代意义上的新诗是上大学，我1978年上的大学。那会儿正是所谓朦胧派兴起的时候，舒婷、顾城、北岛都很活跃，我们校园诗人也开始写诗。因为那时候可以读到戴望舒、徐志摩啊这些中断几十年的民国诗歌，开始重新接上。
CINEPHILIA：您现在还在写诗吗？您觉得您现在还是诗人吗？
野夫：我现在写得很少，但是每年还是会写那么几首，就是为了考验一下自己，确定写诗的能力还在。但是我不愿花更多的时间去写诗了，诗歌它确实骨子里是小众的，对社会的影响很有限，更多是自娱自乐。我还有很多往事和故事没有写，所以更愿意多写散文、小说和剧本。
CINEPHILIA：老师感觉您自觉的社会责任很多，肩膀很重。
野夫：这是事实。我们那代人哪怕现在已经成了生意人，成了各个领域的精英，甚至成了官员，他们内在的理想并没有磨灭。比如任志强啊王功权啊已经是大企业家，他完全可以不谈政治，官商勾结挣钱就完了。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参加那么多社会事务呢？无论是环保、公益还是针砭时弊。都过得那么好了还拼什么命呀，这就是我们那代多数人的社会责任感在那里。
同样地说作家，中国那么多作家，那时候没有中国作协颁的证你还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作家。现在网络时代，作协请韩寒去还被喷了一年口水，人家不稀罕呀。他拒绝参加作协，你难道敢说他不是作家吗？他是书比作协主席卖得多多了的人。这个间隙没有了，人人写作，人人写博客都是作家，并不是说出书了才是作家，不出书天天写博客有很多读者的人也是作家。未来当纸质出版物消失的时候，那谁是作家呢？人人皆可以是作家。那么多作家，无论体制内的还是民间作家，放眼望去，能像古典作家比如左拉那代人那样的越来越少。要么是体制内的写作，体制外的写作也是只管卖畅销书，不愿去关注社会问题，回避矛盾、回避跟这个社会的冲突。我不能批评，也不能谴责他们，因为勇敢是一种自我要求，“勇敢”这个词永远不要去要求别人，要求别人就是不道德的。尤其在强权面前，要求平民勇敢是没有道理的。
CINEPHILIA：己所欲亦勿施于人。
野夫：对，所以我不愿意多评论别人。但是我愿意勇敢，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像我们那时候那样生活，我觉得很悲剧。我们的生活从小到现在都没有免予恐惧的自由，我们免予了匮乏，但是没有免予恐惧。我们自己免予了匮乏，但是我们的同胞呢？身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为什么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呢？很多90后会说，做了有什么用，你能改变吗？那还是好的，只是态度消极；还有的会说都已经这么好了，你还有话要说？你他X的滚出去。如果我们的教育教育出这样的孩子，我觉得是耻辱。在很多演讲中我都说过我是为了心中的耻辱而写作。身为一个人，活在21世纪，你知道文明社会是什么样子，就无法不感到羞耻。为这种巨大的羞耻感，我要写作。
CINEPHILIA：您还长期生活在大理吗？这次电影选景就是为了还原故事原型坚持回您的故乡利川？
野夫：对，我主要生活在大理。而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利川，只有回利川才能还原当时的情景，还原土家族的山寨，土家族的民俗民风，跟大理是两码事。我要放在大理拍，像《心花怒放》那样，它是不对的。这个故事就是要放在武陵山区，你看到的那种干净的山、干净的水、干净的心灵、干净的人，古老的小街市，它才对。
CINEPHILIA：老师您的乡愁应该不是要落叶归根的愿望吧？
野夫：不是，我的故乡更多是精神故乡，我文章中大量描写的故乡的山水、人情、民风民俗构成了这样一个我。我就是那片土地的产物。就像把香蕉移植到北方也许能活，但是不会结果。每个地方滋养的生命都是不同的。
CINEPHILIA：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野夫：对！人物更是如此，有的作家生在上海，一生都在围绕上海写作；有的作家像傻子一样觉得哪儿哪儿哪儿都能写，到那个地方采风几天就能写，那是不够的，写作需要浸润其中的东西。我的文字就是我的乡愁。
CINEPHILIA：我注意到电影中男女主角的造型，男主角的POLO衫、格子衬衫、小脚牛仔裤，女主角塑料扣的偏襟上衣，是不是太洋气了？似乎不是我想象中的80年代。
野夫：这里有两个背景要交代下，关于人物设计的。男主角在省城读书，我们那时候在省城就是穿喇叭裤。“小裤脚管”我也跟导演提过，我们那时候穿的牛仔裤的确是六七寸的大喇叭。可是电影还是要高于生活，顾及观赏的美观性，所以导演没有采纳我的建议。那时候最时尚的青年就是蓄长发、穿喇叭裤。他是大学生，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领先时代潮流时尚的一批人。像我那时候穿的“港衫”，是80年代特有的词汇，那会儿大陆没有T恤造型的衣服，都是从香港走私过来，那会儿穿“港衫”的人都是牛逼的人，我那会儿就穿“港衫”，也是最早穿喇叭裤的人。
说到女主角，她不是山里人，她是县城的孩子，她父亲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文革时期进了县领导班子的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你是上海人吗？
CINEPHILIA：我是溧阳人，溧阳是一个县级市。
野夫：哦，凡是县城长大的孩子都知道，书香门第走出来的孩子跟别人穿得不一样。即使在最贫乏的年代，他们的衣服穿得与别人略有差别，因为他们有自己对美的追求。我们上中学时候女生都搞得灰头土脸，蓝汪汪一片，一定有个别女生不一样，一出来就不一样。就像女兵统一服装，大裤腰大裤脚，总有一个女兵要自己偷偷把裤腰裤腿改小，同样的军服穿在她身上就妩媚起来了。
CINEPHILIA：那就成为你们的梦中情人了。
野夫：对！她就是乡村当中一道风景，是不一样的。
CINEPHILIA：因为您既写家族史，也写小说，关于“写实”和“虚构”您是怎么看待和处理的？
野夫：散文写作必须真实，必须忠实于历史，所以我的散文写作都是真名实姓。不相信我的人可以到我故乡看看，我故乡的人也都知道我写的是隔壁的谁谁谁，经得起检验。小说不能这么写，有一类小说叫“纪实小说”，我认为是荒谬的。纪实就不可能是小说，小说就不会纪实，你可以说是“自传体小说”，或者像我这个被称作“半自传体小说”，有作者生活的影子在里面，这个说得通。但是没有纪实小说，小说必须虚构，不虚构构不成小说。
CINEPHILIA：那您的纪实散文所描述的对象，他们自己都是愿意被您描述和传播的吗？
野夫：对于死者，我无法征求他们的意见，无论他们愿不愿意我都要写；对于生者，我写出来他们都挺高兴挺满意的。
CINEPHILIA：因为您的经历比较特殊，你如何看待那段“不自由的生活” ？
野夫：我们虽然在文革中成长，但毕竟没有特定的空间限制，以前想上山上山，想下水下水。劳改队哪有这个，它就把你放在高墙之内，那种不自由真的非常难受。人们怕坐牢不是怕吃不饱穿不暖，而是失去自由你就被动物化了。就像一头野兽被关在铁笼子里，每天脾气都不好了。
CINEPHILIA：那您至今觉得自己最富有、最快乐的是哪一段时光？
野夫：最富有、最快乐我觉得还是06年离开北京、告别商业社会去到大理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写作者，一直到今天。
CINEPHILIA：哇！一直到现在，您的生活状态都很理想啊！
野夫：非常理想！非常的快乐！也非常自由！当然这个自由也是有限的，生在这个时代自由都是有限的，但是相对于过去你的心里更自由了，不为外务所困。过去经商，你至少要去坐台上班吧，至少要去管理团队吧，甚至还要去跟你不喜欢的人打交道。今天就什么都不用做、不用管；不喜欢的人就不见你，喜欢的人可以天天见你，这多好！
CINEPHILIA：那回到这个电影，整个电影项目的完成过程中给你带来最大的困难或者痛苦是什么？
野夫：痛苦倒谈不上，整个项目走下来还是非常愉快的。至于困难嘛，同时也是解决的过程。比如看中一处外景非常迷人，觉得在这安排一场戏一定特别动人，可是突然山洪暴发，泥石流下来把这段风景整个淹没了，根本没办法清除，就只要放弃了。这个是小花絮，是真实的事情，本来看好景想等晴天拍摄，却先等来了暴雨山洪。
CINEPHILIA：所以整个拍摄过程您也是在现场的？
野夫：我在现场，因为是我的故乡，我得给他们提供各种方便。比如这场戏我觉得在哪里拍摄合适，领着导演、美术一起去看，他们会觉得“诶诶诶，这个地方就对了！”一个导演、一个剧组不可能到一个偏僻的县里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我自己知道哪个片段在哪里发生，哪里还有相似的好的景，就提供给剧组参考。
CINEPHILIA：那这部电影带给你最大的快乐是？
野夫：电影是团队的作品，不是你个人的作品，是导演、演员、摄影、服化道所有人的作品。与有荣焉！在创造它的过程中看不到它的样子，只能想象。最后经过剪接成为完整的作品，像昨天那样放给大家看，听到后面隐隐的抽泣声，听到最后大家的掌声，哦，你觉得成了！
作为写作者，有一个人喜欢你的作品已经很开心，更何况有那么多观众一起观看。就像尤利西斯的作品，没几个人能欣赏；他写的时候肯定也不是奔着大家都能喜欢，他想的是这个作品只要有一个人喜欢就值了。
CINEPHILIA：曲高和寡，知音难遇！
野夫：对，就像写诗，就是为一个人写。为我的爱人写，甚至为我某个隐秘的爱人而写，写完就给她了，没想要感动世界，有一个人感动就很好了。
CINEPHILIA：所以多一个人喜欢都是意外的惊喜？
野夫：对，都是惊喜。
｜编辑：Yuruk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