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評貝托魯奇「同流者」（作者：David Thomson）

20世紀60年代晚期，世界各地電影業都在為自己從封閉的電影製作模式“叛逃”高聲歡呼，他們終於可以扔掉法西斯式的“圓滿結局”的謊言和政治宣傳的桎梏。那個時期最激動人心的電影莫過於「Bonnie and Clyde」和「Easy Rider」這類反叛混亂型，或是那些涵蓄地消解一些陳舊社會秩序和性觀念的電影，譬如「Blow-up」，「Belle de Jour」，「if⋯⋯」，「The Long Goodbye」甚至是「Celine and Julie Go Boating」，一股“解放被囚禁的角色”的風潮席捲了這個時期的電影。

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电影我首要推薦的便是貝托魯奇的「The Conformist 」（1970）。這是一部充滿著不同程度的“囚禁”的電影：在灌滿風的大理石房間等待囚衣被系上的父親；Clerici風騷的妻子Giulia總情難自控地放聲大笑－好像對於她來說這是最大的自由；還有Manganiello，一心盡責想要完成任務的殺手司機。但毫無疑問Clerici才是所有囚者中的囚者，他是主角，是靈魂人物，是受害者，也是我們自己。從一開始Clerici就嘲笑自己的像犯人般的步態，彷彿那是一種享有更偉大的自由的方式，那也是他自嘲的方式。他置身於黑暗幽深的邊緣，他站在膠片上光照不到的地方，他蒼白的像個男孩一樣的臉在危險溫柔且殘忍的特寫鏡頭前顯得極其被動，這看上去真讓人討厭。

他情願是陰沈的無聲的，保持著涵蓄的優雅，彷彿是演員的替身。他低調的像一個小心翼翼的猶太人，不斷祈禱著在滿員的火車上不被人發現自己的真實身份。Clerici一心想成為茫茫人海中最不被人注意的普通人。所以他和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的正常女人Giulia結婚，儘管當時他並沒意識到他對她情緒上的不滿日後差點沒憋死他。他還加入了法西斯組織成為了一名偵探，一個叛徒和一個殺手。如果说是刽子手不還太合适的话，大概他更像一个從奇怪但專業的角度看表演的鑑賞家，為了不被發現所以而坐在戲院第一排的最後一個位置上。

你看此片的次數越多，你就會越發敬佩Trintignant (Clerici的扮演者)，同時也越反感Clerici這個角色。因為在Clerici的意識中他其實是個演員。他像任何一部黑色電影中的男主角一般，憂心忡忡地坐在巴黎的蜜月套房里等待黎明，諱莫如深（圖1），絲毫不在意身邊體香溫軟的新婚嬌妻──反正她也已經全部屬於他。他自認是一名等待著下達指令的電話的地下偵探，但事實上他不過是個行動僵硬也根本不懂怎樣殺人得冒牌貨。他離開房間前為裸身睡著得妻子蓋上被子得動作並不是體貼和善意得表現，而是一種極端的龜毛。這就好比當年慫恿他射殺Lino－－那個出現在他童年時代得詭異司機－－的並不是Lino對他的性侵犯，而是Lino那散開的長髮和他的那把槍。沒錯，Clerici是把犯罪的存在歸咎於槍的存在的那麼一種人。

這也是一部七十年代的電影的驚艷之處：Clerici這個角色不勇敢不無畏不風騷倜儻，他內向冰冷，勢利懦弱，是個不斷通過自我催眠和臆想的優越感掩蓋內在傷痛的悲情角色。噢，對，他還是個法西斯。「The Godfather 」中得中心角色也曾面临一種「子承父業」的家族困境，不過他倒是有當局外人的機會，那部份經歷還賜與了他額外的智慧與冷酷。一旦你將這兩部電影進行比較會發現，「The Conformist」在努力讓人們接受這本令人厭惡的角色。曾幾何時，我們可以盡情喜愛甚至是被要求去喜愛電影中的角色們，但是隨著我們慢慢變得成熟後會發現，世界上和電影里不僅僅只有純真無害的人和角色而已；同流者和教父也一樣，它們必需為電影創造出不可愛的壞心眼角色們，這是電影走向成熟的過程。

於是在片中，由Clerici來執行那可怖的殺人任務，去解決他曾經的教授和教授年輕的妻子Anna（Dominique Sanda飾），儘管這個女人令Clerici一見鍾情並愛得神魂顛倒。她好像他永遠無法規避的童年時代。Clerici發現Anna的魅力在於她的自由意識（她的愧疚）和她的雙性戀取向（如Anna和Clerici的妻子跳舞戲）（圖2），貝托魯奇試圖通過表現這樣得愛，來說服觀眾接受Clerici的小心拘謹以及超越道德的假正經，我們應該理解他這樣的性格都是因為他的孤獨和對承認同志情結的恐懼。他的法西斯觀念是天真的像一棵植根於性取向偏見的柔軟植物。但是貝托魯奇總是情願被他對歷那種史弗洛依德式的理解所背叛，這部電影一個有趣的地方在於，儘管Lino的戲份是引人注目的，但若沒有它們其實會更好。因為顯而易見地是，Clerici對Lino戴帽子的方式並不關心，他還誇張地嘲笑他失去男伴痛苦萬分的母親。總而言之，也許是他從之前出現的兩個女性角色－－一是那個趴在在獨裁者桌子與之調情的電影明星，二是Manganiello碰見的那個妓女──身上“預見”了他和Anna的相遇，這讓觀眾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但他那盛大的虛榮心讓他認定Anna一早就準備好了要誘惑他，可殊不知Anna 需要的不過是一個嘲笑的對象罷了。

「The Conformist 」的一個偉大之處在於它讓觀眾與電影一道無法對Clerici的進行認同，Clerici不是也不像我們中的任何一個。電影的豐厚之處在於它創造出一個世界和一段歷史能讓Clerici一角清晰真實地生長其中。我不知道還有哪部電影敢如此大膽地利用裝飾和置景（火車那場戲）（圖3），或能將三十年代還原地如此切實可觸。貝托魯奇利善借鏡子來幫助敘事，或僅當其為好看的裝飾物，這些不過是為了讓觀眾慢慢領悟到，玻璃其實是另外一個煙霧繚繞的監獄。

我認為這部是貝托魯奇電影事業的最高峰，它高昂緊湊且富有挑戰性。此後的他逐漸失去了那種運動員的戰鬥姿態，被一種愁苦的追索懷舊所代替。他通過「The Conformist 」表現出一種對自己和同事的高度自信，他知道他的電影會隨著每場戲每個鏡頭的行進越來越接近某一種本質。如謀殺戲中，熹微的晨光為預示了謀殺的到來（圖4），但並非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姿態被呈現，這樣風格化的手法不動聲色地隱密的暗合了Clerici的終極孤獨。

當然，那種風格少不了精密的團隊配合。貝托魯奇和攝影師Vittorio Storaro以及影片偉大的設計師Ferdinando Scarfiotti的三人合作無法不令人注目，後來他們在「Last Tango in Paris 」，「The Last Emperor」，和「The Sheltering Sky」中多次合作，儘管後兩部電影中的著重表現的是異國風情而非政治歷史。至於巴黎最後的探戈，我總擔心它會因為名人效應而顯得癡蠢，且片中對女性的不公正地貶低讓也會對它造成傷害。「The Conformist 」為這三部曲開了一個好頭，並使得它們形成了統一有力地一如Welles, Gregg Toland和RKO(雷電華電影公司)在電影上所取得的成就。

還有一點, 「The Conformist 」不屬於那種讓人看了覺得舒服或安慰的電影。你可以從政治意義上解釋說它搗碎了我們英語國家人民的靈魂，因為我們的電影向來單薄淺陋缺而乏政治思考。但再看看Clerici呢，我們接受了他小跑的姿態，發現這不過顯示了他的愚蠢和趾高氣昂的貴族式悶騷。這不過是個自己勒死了自己的愛情和榮譽的男人，有必要在這種失敗上解讀出什麼政治意義嗎？

有這麼一個年代（七十年代已經很接近），電影藝術著力與變得和其他藝術形式一樣充滿自由與懷疑。那場謀殺戲發生在樹林里，我認為這和現代語境下的任何其他表現形式一樣可怕，它的敏銳和可怖仰仗與對「窺陰癖」（Voyeurism）（注1）的表現，那場戲中，觀眾的視線被困在玻璃窗的後面，看得見卻又看不見，看得見但拒絕去看（圖5），這也是電影中一個至關重要的旨意。在七十年代，這部電影的標新立異之處和對殘酷現實的無情反映並不難領會。到如今四十年過去，這個世界悶死了一些笨拙的希望，而我們窺探另外一個世界時的小聰明也被謀殺。這也足以讓Clerici對著他的影子笑而不語了。